诗词有别，读的理无别，因而关于理，凡是诗可以移用于词的，上一篇说了，本篇就可以不说。那就着重说说读什么。

诗是老字号，就结集说，也是战国以前开业。词晚多了，开业时间在残唐五代。人缘也不同，诗，几乎凡是能拿笔的都作，词不然，有很多人作诗而不作词；还有，诗词都作的，以名家为限，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姜夔等，也是诗多而词少。其结果是诗量很大而词量不很大。量不很大，对不以研究词为事业的人有好处，是负担不太重，如果有志大举，不愁扛不动。具体说，找来林大椿《唐五代词》或张璋等《全唐五代词》，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或唐圭璋《全宋词》，叶恭绰《全清词钞》或唐圭璋《全清词》，以及朱祖谋《彊村丛书》，就可以算作大体齐备，而所需地盘不过一个不很大的书橱而已。

这轻松话的本意只是，与诗相比，词终归是小门小户，而不是真赞成大举。不宜于大举的理由是，虽然小门小户，却不可小看。理由可以分作两个方面。一方面，小门小户是就与诗对比说的，如果不比，而只是为街头巷尾行有余力的人着想，小户就成为大户，全面铺开，必感到难于招架。另一方面，词表达方法复杂（格律变化过多，措辞委曲，尤其后期的慢词），意境绵邈，理解，体味，要边读边想，欲速则不达。所以也宜于用慢慢铺开法，或三级跳法。

第一级用选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和《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量都不大，却全面而得要。选本，清代还有两种有名的，早的是朱彝尊《词综》，量大，晚的是张惠言《词选》（其外孙董毅编《续词选》，是增补性质），量小，也可以翻翻。词以宋为重点，专收宋词的选本很多，量或大或小，其中《宋词三百首》为朱祖谋所选，有唐圭璋详细笺注，也宜于看看。

第二级兼第三级是浅尝之后的进一步，自然要多费些力。想依时间顺序说说，虽然读可以不这样拘泥。唐、五代是词的草创时期，存于今的作品不很多，有闻必录，不过1000多首。分两个系统。其一基本上来自民间，是出自敦煌石室的曲子词，王重民辑为《敦煌曲子词集》。其二来自作家，五代时已经有《花间集》《尊前集》《金奁集》诸选辑本，今人林大椿、张璋等先后广为搜罗，辑为《唐五代词》和《全唐五代词》，量不很大，有兴致无妨都看看。曲子词没有或很少经过文人润色，虽然内容也大多是谈情说恨，却朴而不华，与花间词的浓装艳抹有别。五代词篇幅不长，所写多为痴男怨女的春恨秋愁，只有南唐后主李煜破了格，也写破国丧家之痛。读这时期的作品，也可以有重点，如唐可以多读温庭筠和韦庄，五代可以多读南唐二主和冯延巳。南唐二主有专集，名《南唐二主词》，冯也有专集，名《阳春集》。又，读花间风格的词，也容易接受别人的有色眼镜，比如张惠言读韦庄《菩萨蛮》（起于“红楼别夜堪惆怅”，终于“忆君君不知”），就觉得这是思念唐朝故国之作，那“君”当然指亡国之君，这样，场面由闺阁扩大为无限江山，作品价值就上升。今人不深文周纳，承认闺阁就是闺阁，可是作品就降价，因为无关于国计民生，或说没有思君。评价不同，原则一样，都是作品高下的评定，要以是否思君为标准。我看还是宽厚一些好，有人愿意思君，就让他思；有人宁愿思常人队里的意中人，也无妨任随君便。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不强求同，合情合理。我的看法，只要知道词的原始面目就是如此，下传，不要说北宋，南宋及其后，大流还是如此，就够了，把后人的帽子强戴在前人头上，是可以不必的。

其后到了词的全盛时期，宋朝，读过选本，会有扩大的兴趣，也应该扩大。办法是读重要作家的选集（如果有），或全集，因为量都不很大。重要的有以下这些：张先《张子野词》，晏殊《珠玉词》，欧阳修《六一词》（有异名），柳永《乐章集》，晏几道《小山词》，苏轼《东坡乐府》，黄庭坚《山谷琴趣外编》（有异名），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有异名），贺铸《东山词》，周邦彦《清真集》（有异名），李清照（女）《漱玉词》，辛弃疾《稼轩长短句》（有异名），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有异名），史达祖《梅溪词》，刘克庄《后村长短句》，吴文英《梦窗词》，张炎《山中白云词》。这时期是词的体制和风格的大变时期，纵使不够百花齐放，也总是五花八门。总的变化是文人气逐渐增多。北宋早期，如张先与二晏，承接五代的余绪，下笔，还求接近歌女的口吻，虽然不能不渐趋于雅，却仍是明白如话，如“花若胜如奴，花还解语无？”“当时共我赏花人，点检如今无一半”就是；到南宋，尤其吴文英，如“障滟蜡，满照欢丛，嫠蟾冷落羞度”，“盘丝系腕，巧篆垂簪，玉隐绀纱睡觉”，既不浅易，又不明朗，就只能看，不能听了。文人气增多的另一种表现是篇幅逐渐加长。词早期几乎都是小令，推想是求便于歌唱。据说篇幅加长始于柳永。对小令而言，字数多的是慢词，文人总是愿意在笔下多显一显吧，于是北宋中期以后，词作就多数成为慢词（最长的《莺啼序》长到240字），再加上时兴剪红刻翠，委曲宛转，读，就不像五代时期那样浅易顺口了。不幸的是，这种风气的力量一直延续到清朝而有增无减，如朱彝尊选《词综》，创浙派，就尊吴文英为第一位；直到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才唱了反调，那已是皇清、民国易代之际了。以上谈的是总的变异。还有分的变异。由苏起出了豪放派，前面已经谈过。南宋偏安江左，政治（照例）不见佳，有些文人难免有气，不敢直指，于是就表现于词，如张孝祥、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就是这样。又，北宋出了个柳永，据说好游狭邪，也就是多与歌伎、娼妓为伴，于是表现于词，就成为艳俗，甚至鄙俗，如“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其他词人是不肯这样写的。时间长，作家多，体制、风格多变化，怎样分轻重？我的偏见是，先以北宋为主，多读二晏、欧阳修、秦观、贺铸、周邦彦以及易代之际李清照、辛弃疾诸家，然后是苏轼、柳永和南宋的姜夔、史达祖，再然后，如果也想豪放和剪红刻翠，就看看刘克庄、刘辰翁以及吴文英、张炎。这大致是《人间词话》的观点，不敢保必合适，总可以供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