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写演戏式的诗。这是诗文读多了，有学，虽然没有诗情而有扮演之才，一时高兴，或随时应景，提笔一挥，也就成为很像样的平平仄仄平。历史上有不少人，本性冷而不厚，对人对事机警而不痴情，也传下或多或少值得看看的作品，推想都是由这条路来的。实事求是，集句诗也应该归入这一类。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要怎样看待？不好办。因为读作品之前，不能先查档案（即使有案可查）；而且，如果过于大胆怀疑，也会有冤枉人的危险。不得已，只好用上市买西瓜的办法，只要个儿大瓤甜就要，至于何人何地所种，就只好不问了。

以上杂七杂八举了一些，意思很简单，不过是，诗词之作，有其名者未必有其实，我们讲，读，不当抓住个秃子就算作和尚。

再说读。

写，因人而异；读更是因人而异，因为名色更杂，除了能写的以外，还有大量喜读而不能写的。写对读会有影响：能写的读，单说读别人的，也可以能近取譬^[pì]，成为轻车熟路，即容易入，而且入得深；不能写的读，因为情况千差万别，总会有些人，由于不熟悉，就会望文生义，隔靴搔痒。这样说，与写相比，读就更容易在高层次以下，也就是摇头晃脑吟哦而不能取得境的化。这方面的情况更是举不胜举，只好星星点点，说说一时想到的。

一种最常见，推想也是数量最大的，是只在字面（包括声音）上滑，而没有唤起诗情，走入诗境。这来由，一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受先天的性格和后天的身分的限制。读“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有些庭院深深的佳人流泪了，关西大汉却未必然，这不同来于性格的差别。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无数颠沛流离的小民会感慨系之，住在华清宫享乐的李三郎和玉环女士却未必然，这不同来于身分的差别。还有另一方面，是受理解能力的限制。最明显的例是教儿童读诗，比如杜甫《秋兴八首》也能背诵，就能够体会“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读平声）悲”的意境吗？我看是难于做到。同理，有不少人文的资本不多，读诗词，了解还有困难，透过语句、意义而深入意境就更难了。

一种近年来不少见，是政治第一也覆盖到诗词的领域。等第是评价的露骨表示，评价成为指针，读就不能不顺着这个指针走。我近年来看了一些诗词选本，也看了些所谓解析，印象是，作品之所以成为上好的，就因为它表现了阶级压迫，或反抗阶级压迫。本此原则，选杜是“三吏”、“三别”，选白是《秦中吟》加新乐府；最突出的是黄巢，传世诗作只两首，几乎凡是选本都选入，因为，据说，像“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这样的“诗句”，充满造反精神，是上好的，最值得深入吟味。在诗词领域，吾从众，也赞成百花齐放，当然就不会反对有些人偏偏喜欢读《卖炭翁》和“我花开后百花杀”。我不同意的只是口说百花齐放而实际愿意一花独放，因为这就会，其浅者是另外99花事实上必致贬值，其深者是吟哦时惯于打斗争算盘，诗的意境恐怕就所余无几了。

一种是作品的评价，随作者地位的高低而移动，即位越高的越好。这也是古已有之，例如历代编选多人作品为一集，开卷第一回总是皇帝的。编选之外也是这样，比如乾隆年间，你问谁的诗最好，答语必是异口同声，乾隆皇帝的。自然，这答语有的不是出自本心，但众口铄金，有不少认牌号而不识货的，也就随大流跟着吆喝了。这表现在读的方面，是有些人专找这样的作品读，并确信天下之美尽在于是。自然，从理论方面考虑，出自高位之手的未必就不好；问题来自事实方面，因为这样的结果必是，一，鱼目难免混珠；二，真珠被打入冷宫，即使想见也难于见到了。这里牵涉到怎样看待势利眼的问题。我的想法是，势力眼有两种：一种是历史的，比如尊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其可靠性应该说是多半，甚至超过十分之九；一种是现时的，比如乾隆年间说乾隆皇帝的诗最好，其可靠性应该说是少半，甚至不及十分之一。读诗词之作，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历史教训，以免，比喻说，买了假药，花了钱，费了事，却不能治病。

一种是读诗词之作，也时时不忘道学，即总喜欢从平平仄仄平中挖出某种至理来。于烙饼上看到太极，是宋朝理学家的惯习；来源却是千百年来久矣夫已非一日。《诗经》第一篇求“窈窕淑女”，因不得而“辗转反侧”，分明是歌咏饮食男女的男女，可是汉人毛公却从其中看到伦理，那是“后妇之德也”。这是牵强附会。不幸这方面也是后来居上，有些人干脆就先理而后笔纸。如王荆公就喜欢这一套，写诗，如上面提及的《登飞来峰》是这样，文也不例外，如一直稳坐于中学语文课本的《游褒禅山记》也是这样。推想作者是以为只有这样“深入”才有意思，这是他的自由，我们可以不管，也不当管。与我们关系密切因而不能不管的是读，如果开卷吟哦，心目中总是理，或说总是推寓理的为上品，那诗情诗境就必致被忽略至少是退居下位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有事实为证。以选苏诗为例，《题西林壁》（“不识（读仄声）庐山真面目”那一首）寓理，理来于禅和理学，禅宗和尚和理学家大概会相视而笑吧？至于我们常人，如果不是想找座右铭的材料，就诗论诗，应该说这并非苏诗上品，可是几乎所有选本都选了。还有更值得深思的，某选本竟选了《琴诗》（诗句为“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苏东坡好开玩笑，这是又在开玩笑，而且故意用打油体；可是某选本竟奉为至宝，可见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理的地位是远远在诗的意境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