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题目，家之下有敝帚，是想由家当谈起。家当指祖先留下的。祖先，专说大范围且早的，是常说的炎黄子孙的炎黄。炎黄有后，后对更后而言也是祖先。这祖先留下的最值得什么的家当是打破十亿的人口。值得什么呢？不好说，因为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十年代是人多力量大，八十年代成为大包袱，问是非，究责任，都不容易，或不合时宜。人口以外，祖先留下的家当无限之多，有值得夸耀兼能引来外汇的，如长城、故宫、秦皇兵马俑之类，也有不值得夸耀更不能换外汇的，如历史的，男人作八股、女人缠小脚之类，现时的，穷、许多种机没有外国的好之类。这是一笔复杂而难算的帐。只好缩小范围，向本题靠近，专谈语言文字，或者说，汉语的语言文字，这也是祖先留下的珍贵（？因为有人说不如拼音的好）遗产。

语言文字是表情达意的工具，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交换情意的工具。说绝大多数，因为少数情况，或极少数情况，情意也会“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最明显的例是日记，除李越缦、鲁迅等少数人之外，愿意把小本本摊开，请大家欣赏，某日与夫人或丈夫吵架，某日想吃对虾而无钱买，等等，是绝无仅有的。不少诗词之作也是这样，自怡悦是本等，持赠君是可有可无，这留到以后再说。还是回过来，笼而统之说表情达意。记得西方某高明之士说过：“语言是人类创造的最笨的工具。”理由可以请中国的古人出场代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是一面，曰求全责备，或恨铁不成钢。还有另一面，是“不以一眚掩大德”。不妨以两事明之。一是由炎黄或更早一些起，到此时此刻止，以说汉语的人为一群，其中的个体，即个个人，相加，数目之大，总当使人吓一跳吧？其中绝大绝大多数（聋哑、神志不全、孩提夭折之类除外）都曾以之为表情达意的工具，而没有感到不合用；从语言文字方面说，是任务完成得颇不坏。二是由文献方面看，我们的语言文字也真是神通广大，告诉我们那么多旧事，足征的都清清楚楚；其中不少，形中有神，还值得一唱三叹（雅者如形容佳人卖笑之“目挑心招”，见《史记货殖列传》，俗者如形容佳人可爱之“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见《牡丹亭惊梦》，等等）。总而言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祖先留下的诸多遗产中，语言文字必是值得珍视的一种。

值得珍视，是因为它有大用。这所谓大，自然包含“多”的意思。多的一种表现是可以由实而虚，由家常而不家常，由物质而精神。实、家常、物质的一端好说。馋了，到鱼市，见到鲤鱼，问“多少钱一斤”，答“五块”，选好一条稍大的，问“多重”，答“二斤”，给一张票，成交，鱼是实，是物质，买了吃是家常事，都是由语言帮忙如此这般完成的。另一端就不那么好说了。“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之类，多到汗牛充栋，不能招呼来鲤鱼，也就不能经过厨房，然后大快朵颐。这是既不物质，又不家常，由实利主义的角度看，说是不必有而可无，似乎并不为过。可是由实利主义也可能引出另一种结论：人，深追其天命之谓性，总是乐于懒散，得凑合就宁愿凑合的吧？这样，仍就语言文字说，由散步时的无心哼小曲，到端坐案前字斟句酌地写情书，就都不是无所为的。那么，有那么多人，忙里偷闲，甚至眼含泪水，写“脉脉不得语”，“人比黄花瘦”，又有更多的人，也忙里偷闲，不只读，有的还百读不厌，甚至也赔上一些泪水，当然也不是无所为的。为什么呢？这是比较大比较深的问题，要留待后面专题谈。这里姑且用无征而信法，说我们的情意中有那么一些，或说一种，幽微而非家常，也需要表达，并且不吐不快，于是就找门路。这工作有不同时代的很多人参加，试，改，变，渐渐由粗而精，由模糊而明朗，由流动而固定，终于成为一种（细分也可以说是多种）表达形式——诗词就是这样的一种表达形式，有用，不是招呼来鲤鱼之用，是抒发幽微的情意之用。

抒发幽微的情意，不一定要用诗词。蒲松龄闷坐聊斋，写青凤，写黄英，虽然间接一些，其底里也是在抒发幽微的情意。鲁迅的《野草》就比较明显，那是散文，虽然也可以称之为散文诗。为了少纠缠，不如自扫门前雪，采用某某堂狗皮膏药的家数，不管有没有其他妙药包治什么病，反正本堂的狗皮膏药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诗词到唐宋成为定型，作为表达幽微情意的工具，也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