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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职业成长  学科:文学  发布:2022-05-06  ★★★收藏章节〗〖手机版

(1992年版)

张厚感 陶文鹏

和张中行先生交往有年,常常听他谈诗论文,说社会,道人生。他调门不高,但其风骨,其智慧,每每沁人心脾,启迪后学。他生性随和,好与晚辈交游,一两二锅头下肚,使我们忘年,亲切地称他“行公”。

行公清光绪戊申生人,行年八十有二。思辨清晰,有力度,举步轻捷,毫无龙钟之态,前者得力于舶来的方法论,后者得力于国产化的禅。——淡漠功名,布衣布履,来去少牵挂;心中,笔下,有一块小小的“自留地”,静心耕耘,自给自足。

社会在进步,生活总是越来越美好的。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不亦乐乎。生活起居井然有序,节奏不紧不慢,既益养生,又见成果。近十年,他写了十来本书。其诗言志,其文也言志,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作文与做人关系密切,古人说为人贵直,为文贵曲。行公是这样躬身力行的。他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追求真诚,重情义,辨真伪,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这,也许就是行公的人物性格吧。他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反对八股气,讲章气,刺绣气,烟雾气①。其文味如橄榄,细嚼慢品,当余味无穷;文笔轻松、冷隽,设喻取例,无不鞭辟入里;行文如话家常,行云流水,顺乎自然,好像得来全不费功夫。究其实,他用了大力而不为读者觉察:其情,其意,乃至对人生的彻悟,深深藏于根柢。读行公的书,不能像读武打小说一般,一目十行,只图热闹,否则是要大失所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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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股气,用空话、大话、假话以宣扬既定的什么理。讲章气,行文正襟危坐,隔几句就来个“必须指出”或“应该牢记”,表现为唯我独正确的样子。刺绣气,形容词语很多,话曲曲折折,表现为扭扭捏捏,有颜色而无筋骨。烟雾气,把不常用的术语、意义不鲜明具体的词语,先求多多益善,然后嵌在既冗长又不平顺的句子里,结果就使读者见文字之形而不能轻易地把捉其意义(也许竟至没有明确的意义)。(见1989年11月《读书》杂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世间夸人知识丰富,有说“天上的知道一半,地上的全知”者,那是调侃。行公高寿,自称“六代之民”②,充分享受人生的赐予,饱阅社会沧桑,况一生勤勉,其学识渊博,笔下能侃,是了解他的人所共识的。他融贯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于金石书画,亦广有见识。比如说,历代碑帖,他如数家珍;周易,他发表过文章;禅宗,他有著述;学文言文,他有选本和论著;作文教学,他出过书;人生哲学,《顺生论》已脱稿;相对论,他钻研过爱氏的多卷本文集;罗素哲学,他读过主要的英文原著;缠足,穿高跟鞋,他能与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得那么头头是道,那么严肃认真,等等。人称杂家。从某一视角看,亦未尝不是。不过,语文,中国古典,人生哲学,他更为专深,已有几本专著明证。《诗词读写丛话》付印,又一本专著问世。行公说,《诗词读写丛话》是要还文债,勉为其难写成的。这是谦词,其实他游刃有余。读后,深知这部新著,凝聚了他长期研究诗词的心血。他把自己的心得乃至招数,“泄底”献出,使这本导人入门的读物,成为一部含蕴丰富,见解独到,趣味盎然,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既普及又提高的力作。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深受诗歌的熏陶。唐诗,宋词,历代传诵,家喻户晓。但是,如果要问何谓诗词,诗词有什么特征和作用,恐怕很多人难以置词。此书的开篇“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说起。行公先论述语言文字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然后一层一层分析,最后自然地得出结论:诗词,就是以精练的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表达出幽微情意”的妙手。这个界说很精彩,捉住了诗词的“魂”。那么,情意和诗境二者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诗境是为了表达幽微情意而“画”出来的。而它一经画成,飘忽、模糊的诗境就固定了,明晰了,变得纯粹了。人生所经历之境,主要是实境、梦境和诗境三种。诗境离实境较远,离梦境较近。但它与梦境又有大分别。“首先,诗的意境是人所造,梦境不是。其二,因为是人所造,它就可以从心所欲,取适意的,舍不适意的;梦境就不然,例如你不想丢掉心爱的什么,却偏偏梦见丢掉了。其三,诗的意境是选择之后经过组织的,所以简洁而明晰;梦境如何构成,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它经常是迷离恍惚。其四,诗的意境有我们知道的大作用,……如果没有诗的意境,生活至少总当枯燥得多吧?梦境想当也有作用,但我们不觉得,也就可有可无了。这样,为诗的意境定性,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是‘现实的梦’。”谁说诗境难以诠释?行公在这里讲得明明白白。

行公就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他分析困难的深奥的问题,善于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犹如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因而“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给人以“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快感。这本书第四讲“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讲的是诗词在形和神两方面的分野。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这个命题,有不少诗词研究专家阐释过,似乎都没有讲清楚。行公从语言、音律、情调、意境诸方面谈诗和词的分别,既肯定它们各自的特点,宜于分工,又说明二者可以转化,以及如何看待这种转化。他以京剧为喻,说:“诗是出于生角之口的,所以境阔,官场,沙场都可以;词是出于旦角(还要限于正旦、闺门旦和花旦)之口的,所以言长,总是在闺房内外说愁抹粉”。“词有表现娇柔委曲的本领,但也无妨豪放一下。……本事大了,就像梅兰芳,虽然经常扮演虞姬,却也可以反串楚霸王”。“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本职行当与反串终归不是一回事。直说是,词,就意境说,确是有正有变: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正,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是变。”最后总括起来说:诗刚,词柔;诗直,词曲;诗显,词隐;诗男,词女;诗境阔,词言长。行公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便把诗词各自的特征,同源异流的历史及其错综变化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生动有趣,使人豁然开朗,又欣然感悟。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来源于他对诗词深透的研究和辛勤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