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版）

张厚感 陶文鹏

和张中行先生交往有年，常常听他谈诗论文，说社会，道人生。他调门不高，但其风骨，其智慧，每每沁人心脾，启迪后学。他生性随和，好与晚辈交游，一两二锅头下肚，使我们忘年，亲切地称他“行公”。

行公清光绪戊申生人，行年八十有二。思辨清晰，有力度，举步轻捷，毫无龙钟之态，前者得力于舶来的方法论，后者得力于国产化的禅。——淡漠功名，布衣布履，来去少牵挂；心中，笔下，有一块小小的“自留地”，静心耕耘，自给自足。

社会在进步，生活总是越来越美好的。行公一介寒士，半生坎坷，而晚景见晴；还是老习惯，不卑不亢，不欺世，不媚俗。他活得超脱而充实，有滋有味。低头念书。写作，抬头望星月风云。余暇练练字，玩玩砚台，会会友朋。一日三餐要求不高，有时喝几口老酒，不亦乐乎。生活起居井然有序，节奏不紧不慢，既益养生，又见成果。近十年，他写了十来本书。其诗言志，其文也言志，不随声附和，人云亦云。

作文与做人关系密切，古人说为人贵直，为文贵曲。行公是这样躬身力行的。他有诗人和哲人的气质，有悲天悯人之怀，追求真诚，重情义，辨真伪，屡说“爱国不在人后”。看电视，喜欢动物世界；遇到精彩的足球比赛，即便午夜进行，到时也会一骨碌起来。这，也许就是行公的人物性格吧。他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反对八股气，讲章气，刺绣气，烟雾气①。其文味如橄榄，细嚼慢品，当余味无穷；文笔轻松、冷隽，设喻取例，无不鞭辟入里；行文如话家常，行云流水，顺乎自然，好像得来全不费功夫。究其实，他用了大力而不为读者觉察：其情，其意，乃至对人生的彻悟，深深藏于根柢。读行公的书，不能像读武打小说一般，一目十行，只图热闹，否则是要大失所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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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八股气，用空话、大话、假话以宣扬既定的什么理。讲章气，行文正襟危坐，隔几句就来个“必须指出”或“应该牢记”，表现为唯我独正确的样子。刺绣气，形容词语很多，话曲曲折折，表现为扭扭捏捏，有颜色而无筋骨。烟雾气，把不常用的术语、意义不鲜明具体的词语，先求多多益善，然后嵌在既冗长又不平顺的句子里，结果就使读者见文字之形而不能轻易地把捉其意义（也许竟至没有明确的意义）。（见1989年11月《读书》杂志：《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世间夸人知识丰富，有说“天上的知道一半，地上的全知”者，那是调侃。行公高寿，自称“六代之民”②，充分享受人生的赐予，饱阅社会沧桑，况一生勤勉，其学识渊博，笔下能侃，是了解他的人所共识的。他融贯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于金石书画，亦广有见识。比如说，历代碑帖，他如数家珍；周易，他发表过文章；禅宗，他有著述；学文言文，他有选本和论著；作文教学，他出过书；人生哲学，《顺生论》已脱稿；相对论，他钻研过爱氏的多卷本文集；罗素哲学，他读过主要的英文原著；缠足，穿高跟鞋，他能与蔼理士的性心理研究联系起来考察，分析得那么头头是道，那么严肃认真，等等。人称杂家。从某一视角看，亦未尝不是。不过，语文，中国古典，人生哲学，他更为专深，已有几本专著明证。《诗词读写丛话》付印，又一本专著问世。行公说，《诗词读写丛话》是要还文债，勉为其难写成的。这是谦词，其实他游刃有余。读后，深知这部新著，凝聚了他长期研究诗词的心血。他把自己的心得乃至招数，“泄底”献出，使这本导人入门的读物，成为一部含蕴丰富，见解独到，趣味盎然，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既普及又提高的力作。

中国是一个诗的大国，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深受诗歌的熏陶。唐诗，宋词，历代传诵，家喻户晓。但是，如果要问何谓诗词，诗词有什么特征和作用，恐怕很多人难以置词。此书的开篇“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说起。行公先论述语言文字是人们表情达意的工具，然后一层一层分析，最后自然地得出结论：诗词，就是以精练的富于音乐性的语言“表达出幽微情意”的妙手。这个界说很精彩，捉住了诗词的“魂”。那么，情意和诗境二者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诗境是为了表达幽微情意而“画”出来的。而它一经画成，飘忽、模糊的诗境就固定了，明晰了，变得纯粹了。人生所经历之境，主要是实境、梦境和诗境三种。诗境离实境较远，离梦境较近。但它与梦境又有大分别。“首先，诗的意境是人所造，梦境不是。其二，因为是人所造，它就可以从心所欲，取适意的，舍不适意的；梦境就不然，例如你不想丢掉心爱的什么，却偏偏梦见丢掉了。其三，诗的意境是选择之后经过组织的，所以简洁而明晰；梦境如何构成，我们不知道，只知道它经常是迷离恍惚。其四，诗的意境有我们知道的大作用，……如果没有诗的意境，生活至少总当枯燥得多吧？梦境想当也有作用，但我们不觉得，也就可有可无了。这样，为诗的意境定性，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说它是‘现实的梦’。”谁说诗境难以诠释？行公在这里讲得明明白白。

行公就有这样高超的本领。他分析困难的深奥的问题，善于化难为易，化深为浅，犹如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因而“奏刀騞然，莫不中音”，给人以“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的快感。这本书第四讲“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讲的是诗词在形和神两方面的分野。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这个命题，有不少诗词研究专家阐释过，似乎都没有讲清楚。行公从语言、音律、情调、意境诸方面谈诗和词的分别，既肯定它们各自的特点，宜于分工，又说明二者可以转化，以及如何看待这种转化。他以京剧为喻，说：“诗是出于生角之口的，所以境阔，官场，沙场都可以；词是出于旦角（还要限于正旦、闺门旦和花旦）之口的，所以言长，总是在闺房内外说愁抹粉”。“词有表现娇柔委曲的本领，但也无妨豪放一下。……本事大了，就像梅兰芳，虽然经常扮演虞姬，却也可以反串楚霸王”。“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本职行当与反串终归不是一回事。直说是，词，就意境说，确是有正有变：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是正，关西大汉持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是变。”最后总括起来说：诗刚，词柔；诗直，词曲；诗显，词隐；诗男，词女；诗境阔，词言长。行公并没有发表长篇大论，便把诗词各自的特征，同源异流的历史及其错综变化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生动有趣，使人豁然开朗，又欣然感悟。这种深入浅出的本领，来源于他对诗词深透的研究和辛勤的创作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