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看是否“通达”。就是说，文中如果有自己的什么思想认识，这思想认识即使够不上什么惊人的创见，如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之类，也总要用现时的知识水平衡量，绝不含有陈腐愚昧至于使人齿冷的成分，如变相的《太上感应篇》、《麻衣神相》之类。见识正确，才谈得到通达。前很多年听到一个故事，是讽刺毫无新意的文章的，文章以“二郎庙”为题，其中有这样的警句：“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前有二松，人皆谓树在庙前，我独谓庙在树后。”其实，由宋朝经义发芽，一直繁盛到清末变法时的八股文，与这二郎庙的妙文，就内容的无价值说，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也费了心思，费了笔墨，结果是作了等于不作，甚至不如不作，原因就是不通达，或说没有见识。自然，作文，尤其初学，要求内容必有新意，必不失误，标准难免过高。我们无妨从消极方面要求，就是，虽然意思不新，不深，甚至多值得商榷，但确是经过思索，言之成理，不是人云亦云，甚至将错就错。见识是学而思，思而学，逐渐增长的，未可一蹴而就；但作文要重视见识，写见识，却是由一执笔就应该长记于心的。

三是看是否“恳挚”。通达主要是就见识说，恳挚主要是就感情说。写文章，目的是让看到的人信服，求人信服，自己先要有可取的见识；还要让看到的人感动，求人感动，自己先要有恳挚的感情。有些文章可以不包括作者的感情，现代的，如科学论文、出差证明之类；古代的，如《竹书纪年》、《天工开物》之类。但绝大多数含有作者的感情，也最好含有作者的感情。《史记》是记人记事之书，照理应该客观地据实陈述，可是就连写经济状况的《货殖列传》，也在许多地方一唱三叹。范缜《神灭论》是讲哲理之文，照理应该平心静气，可是义愤之情却溢于言表。像这样的著作，因为感情真挚而充沛，所以后人读了会受感动，甚至洒同情之泪。作文，凡可以含有感情的，这有如画龙点睛，应该以表现感情见分量，显奇妙。孟棨《本事诗事感》记白居易曾因小蛮作杨柳词：“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得到唐宣宗的赞赏。这首七绝前三句只是描写外物，照猫画虎，意思平平，及至加上第四句的怅惘之情，分量立即重了，以至感动了皇帝，这就是以感情点睛的手法。

感情要恳挚，甚至恳挚到近于痴也无妨。《牡丹亭》之感人，主要在于杜丽娘之痴，这痴甚至掩盖了死后复生故事的荒唐。恳挚的反面是轻薄。恳挚与轻薄对比，一好一坏，可以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语》及其删稿的两段话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