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见的只是这两封信，但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这不仅我当时为傅雷爱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动，特别是在此后不久，全国掀起了狂风大浪的“反右派运动”，竟把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进，在他平素热爱祖国的基础上，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感情正在日益浓厚的傅雷，大笔一挥，错误地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接着不久，消息传来，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又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国。由于对他父子的为人略有所知，这两件事可把我闹得昏头转向，不知人间何世了。

但应该感谢当时的某位领导同志，在傅雷被划成“右派”之后，仍能得到一些关顾，允许他和身在海外并同样身蒙恶名的儿子，保持经常的通讯关系。悠悠岁月，茫茫大海，这些长时期，在遥遥数万里的两地之间，把父子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现在这部经过整理、编选、辑集起来的《傅雷家书》。

感谢三联书店的范用同志，当他知道傅雷有这样一批宝贵的遗书之后，便一口承诺，负起出版的任务，并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经过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编选之后，终于公开问世了。(我相信他们由于多方面慎重的考虑，这选编是非常严格的，它没有收入琐碎的家人生活琐事和当时的一些政治谈论，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没有收入在内。)

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这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篇。傅雷艺术造诣极为深厚，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来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在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大家虽都能处处见到他的才智与学养的光彩，但他曾经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学养与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到的心灵的历程，是体会得多么细致，多么深刻。儿子在数万里之外，正准备一场重要的演奏，爸爸却好似对即将赴考的身边的孩子一般，殷切地注视着他的每一次心脏的律动，设身处地预想他在要走去的道路上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情景，并替他设计应该如何对待。因此，在这儿所透露的，不仅仅是傅雷的对艺术的高深的造诣，而是一颗更崇高的父亲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艺术家，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过的陶冶与教养，在他才智技艺中所积累的成因。

对于傅雷给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许多记忆可以搜索的。当四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初识傅雷并很快成为他家常客的时候，他的两个孩子都还幼小，大孩子傅聪刚及学龄。在四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孤岛，连大气中都弥漫着一种罪恶的毒氛。他不让儿子去上外间的小学，甚至也反对孩子去街头游玩。他把孩子关在家里，而且很早发现在幼小的身心中，有培养成为音乐工作者的素质。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亲自担当起教育的责任，并在最基础的文化教育中，环绕着音乐教育这个中心。正如他在对己对人、对工作、对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认真、严肃、一丝不苟的精神一样，他对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严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戏逗乐，也不见他对孩子的调皮淘气行为表示过欣赏。他亲自编制教材，给孩子制定日课，一一以身作则，亲自督促，严格执行。孩子在父亲的面前，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当父亲出门的时候，才敢大声笑闹，恣情玩乐。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进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边的姿势，是否妨碍了同席的人，饭菜咀嚼，是否发出丧失礼貌的咀嚼声。甚至因傅聪不爱吃青菜，专拣肉食，又不听父亲的警告，就罚他只吃白饭，不许吃菜。孩子学习语文，父亲却只准他使用铅笔、蘸水钢笔和毛笔，不许用当时在小学生中已经流行的自来水金笔。我不知道傅雷有这样的禁例，有一次带了傅聪到豫园去玩，给他买了一支较好的儿童金笔，不料一回家被父亲发现没收，说小孩子怎么能用那样的好笔，害得孩子伤心地哭了一场。我事后才知道这场风波，心里觉得非常抱歉，对傅雷那样管束孩子的方法，却是很不以为然的。

同时傅聪也正是一个有特异气质的孩子，他对爱好的事物常常会把全神都贯注进去，忘却周围的一切。有一次他独自偷偷出门，在马路边蹓跶，观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乐得忘了神，走着走着，竟和路边的电线杆子撞了一头，额角上鼓起了一个包，闹了一场小小的笑话。他按照父亲的规定，每天上午下午，几小时几小时的练习弹琴，有时弹得十分困倦，手指酸痛，也不敢松弛一下，只好勉勉强强地弹下去。但有时却弹出了神，心头不知到来了什么灵感，忽然离开琴谱，奏出自己的调子来。在楼上工作的父亲，从琴声中觉察异样，从楼梯上轻轻下来。傅聪见父亲来了，吓得什么似的，连忙又回到琴谱上去。但这一次傅雷并不是来制止的，他叫孩子重复弹奏原来的自度曲，听了一遍，又听一遍，并亲自用空白五线谱，把曲调记录下来。说这是一曲很好的创作，还特地给起了一个题目，叫做《春天》。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聪首次回国时，还问过他多少年来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还自己作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