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系母亲朱梅馥抄写寄给香港友人萧芳芳的母亲，信中英文由父亲用毛笔译注（现排作脚注）。抄件第一页右上角有父亲的批注：“新西兰5 月20 日邮戳，上海5 月27日到。”现据香港友人提供的照相副本排印。——傅敏

亲爱的爸爸妈妈：

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

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到东南亚来虽然不是回中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harmony①，人和人的harmony，人和nature②的harmony。

我在艺术上的能够不断有进步，不仅在于我自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无形中时时刻刻都在化，那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才能。尽管我常在艺术的理想天地中神游，尽管我对实际事务常常不大经意，我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p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

我在东南亚有我特有的听众，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西方音乐的，可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他们尽管是门外汉，可是他们的sensibility①和intuition②强得很，我敢说我的音乐reach them much deeper than some of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udience in the west。③我这次最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有特殊的任务，有几个西方艺术家有这种sense of munication 呢？④这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最成功的也只有用一种personality forces the public to accept what he gives.⑤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everything is horizontal，music is horizontal，es from no-where，goes nowhere，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it is horizontal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public as well。①（按聪所谓“水平式的”，大概是“横的、纵的”意思，就是说中国文化都是以不知不觉的渗透。[就是从水平面流出来，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我对莫扎特、舒伯特、裴辽士、萧邦、特皮西等的特别接近也是因为这些作曲家都属于horizontal[水平式]型。西方人对深度的看法和他们的基本上vertical outlook②有关，难怪他们总是觉得Bach—Beethoven—Brahma[巴哈—贝多芬—勃拉姆斯]是summit of depth③。

而我们的诗词，画，even[甚至]建筑，或者是章回小说，哪一样不是horizontal[水平式]呢，总而言之，不是要形似，不是要把眼前的弄得好像显微镜里照着那么清楚，而是要看到远处，看到那无穷无尽的horizon④，不是死的，局部的，完全的（pleted），而是活的，发展的，永远不完全所以才是真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