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半小时的面谈，一转眼就过去了。我也没法判断我倒底留给拉瑞什么印象。从谈话时间的长短来看，情况似乎并不令人乐观——拉瑞跟我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半小时，但是跟其他两个同学谈的时间，却分别是40分钟和将近一小时。还有两个同学，一个谈了半小时，另一个谈了大约20分钟。

后来，拉瑞告诉我，他那天面谈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我很特别，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过，在我接受面谈的那天，不论是在面谈过程中，还是在面谈结束后，他都没有对他的这个印象透露出半个字来。大概，这就是当律师的人稳重办事的习惯吧？

这次面谈对我来说，只像在平静的池塘里丢进了一棵小石子。当那些荡漾的波纹从水面消失之后，我的生活很快就变得像以前一样了。

面谈的第二天，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回青城山，白天在教官的口令声中接受训练，晚上大家凑在一起讲笑话。那段时间过得非常快乐，我很快就淡忘了跟美国人面谈这回事。

“好兆头”与“凌云志”

8月下旬，我升上了高二，紧张的住校生活像上紧发条的钟表一样，又“滴答，滴答”地运转起来。

10月的一天，和蔼可亲的殷敬汤校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闲聊了几句之后，他仿佛不在意地问了我一句：

“如果有机会到美国去，你还会回来吗？”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回来，我肯定会回来!”我心里的潜台词是：不回来，我到哪儿去读北大？

后来，当我对出国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以后，才知道，殷校长的慎重确实一点儿也不多余、就在我访问美国的第二年年初，1999年春，中国东部地区有30多名中学生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个“英语冬令营”。在签证面谈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信誓旦旦，保证一个月的英语学习结束后，一定会按时回国。但是，就在他们结束在美国的英语学习，该上飞机回国的时候，一辆事先安排好的大客车出现了，接走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把他们藏了起来。这一次集体滞留美国不归来的事件，经过美国和其他国家媒体广泛报道，产生了很不好的结果，整个华东地区，甚至中国的其他地区，有很多中国中学生的交流活动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都因此而蒙受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值得自豪的是，我们学校至今已经有三批师生访问美国，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个机会滞留美国。这使我们学校与华盛顿的美国师生的交流活动，始终没有受到影响。

当时，殷校长还问我，在美国有没有亲戚，是什么样的关系，在美国干什么等等。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他微笑着加了一句：

“如果我是你的话，就会做一些出国访问的准备工作。”

我不知道，殷校长有没有对其他参加面谈的四位同学谈过同样的话，但是，从他说的话，问到的情况，对我提的建议，都给了我新的信息——作为访美的人选。我还没有被淘汰出局。

周末回到家里，我把这个“好兆头”苦诉了爸爸妈妈。爸爸露出了微笑，说：“看来，你大有希望。”他对我的努力结果总是十分关注，不是在乎成败本身，而是希望能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让我把下一次的事办得更好。

妈妈则带我到她的同事郭彦阿姨家去“提前取经”。郭阿姨的丈夫易丹叔叔曾两次作为四川大学的交流学者在美国访问学习。他们一个是好教授，一个是好编辑，而且是感情很好的作家夫妇。妈妈经常把他们作为优秀、幸福而成功的榜样来激励我，我从小就很喜欢他们。

易丹叔叔向我介绍了在美国短期访问的注意事项后，关心地问起了我的兴趣和志向。我说：“虽然我对英语很感兴趣，但我只是把它作为一样工具来学的，其它的现在我也不是很明确，只是好像对经济比较感兴趣。”易丹叔叔说：“如果你对经济感兴趣，将来可以读MBA（工商管理硕士) 现在国内外有很多大学可以读MBA，但培养MBA水平最高的地方，还是要数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

妈妈听得连连摇头说：“只怕婷儿还没有这个本事哟！我们计划的是在国内读一个名牌大学，然后再考国家公派留学生。”易丹叔叔认为我的现状和前景都很好，他提出了一个保险系数较高的建议（这也是很多人的成功之途）：在国内读大学，然后先考美国二流大学的研究生，去了再转考一流大学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