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与老李的初次接触，是偶然看见他在谱曲，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混球后生，不免好奇，就凑过去看，他对我似乎还不讨厌，便递给我手稿——他竟然在给《红楼梦》中警幻仙姑的十二支曲配简谱——须知那时还没有电视剧一说。我其时尚不识谱，他便哼给我听，我只觉一阵悲风扑面，人便有些呆了。此后自然便对他多了几分仰望。

某日，我爬上一棵树读书，看见老李在草地上坐着，就下去找他闲聊。那时我们彼此皆知之不深，他忽然问你祖上干啥的，我便简述一回，他沉吟片刻说：原来如此，我是说有些异处噻。在以后的交往中我才知道老李在乡下无事时，曾深研过纬学，举凡四柱八卦、子平堪舆之类，他皆能运用自如，但他却并不全信——他似乎总想在人世间求证，是否果然有命运存在。

许多年过去了，我如今也深陷在这种不可知之中，摇摆于宗教和世俗之间，彷徨不知所终。人似乎经历越多，越有种难以自拔的宿命感，所有的追问都归于虚无。

老李有次私下对我说，某女同学的面相不好，可能未来会有新丧之痛。那时我只能存疑。若干年之后，当我惊悉那位女生果然婚后不久即遭厄运时，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人生自有前定。

十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此刻，我坐在深夜两点的灯前，遥忆着“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坎难人生，确觉我当言说，否则，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

也许我不谈老李，就真的无人想起他45年的存在了。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我也常在想，他真的来过这个世界吗？他幻影一般的来去，曾有几人看见他的真实面目？连我的一些老同学都说他疯了，精神失常，我怎能为这个时代求证他的曾经存在呢？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十一

1978年，全国13所大学学生会联合以武大为中心，办了一个地下文学刊物——《这一代》，只出了一期，但仍流传了几十份到我们学校。我们班这些大哥们拿到并迅速传播开去。应该说，这是中国文艺复兴的真正启蒙之作。那批作者后来多数都成了名家，若干年之后，我与其中一些骨干成了好友，我们在追忆这一夭折的文本时，充满了温馨和感伤。

1979年，全国开始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起初我是完全懵懂无知的。老李则对此十分关注，他对我说：你无须注意这个题面，你应追问何以此刻讨论这样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其暗示的真理是所指什么。果然以后的答案揭晓，一场理论之争改变了中国的进程。我们最初满心欢喜，“四五运动”平反，拨乱反正。

十二

1980年的春天，我像一只愤怒的豹子寻找宣泄。那一年人民从噩梦中渐渐苏醒，开始用各种文字追问。我用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形式完成了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为了历史》，并在9月的迎新生晚会上公开朗诵。许多同学传抄着此诗，校方和地委宣传部、文办也调阅此诗。一个在我公开朗诵前读过本诗的写作老师（“平反右派”，当时读得老泪纵横），次日把我叫进寝室，委婉求我——你千万不要告诉校方说我此前看过。我当然不会出卖他，但他那心有余悸的可怜样让我从此疏远了。

事实上，我与老李曾就“文革”的问题，有过多次畅谈。老李是真正的亲历者，他对“文革”的独特看法，至今仍让我不断反思。也许有些说法在今天并不新奇，但那是1980年前，很多讨论尚属禁区。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