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许多年了，而对他，对于他的家来说，灾难还在无限延长，还要继续承担这个“玩笑”的巨大后果。

六

我唯一保留的一张老照片，是我和大姐在1970年的合影，那是在四川万县的一家红旗照相馆，我8岁，大姐15岁。

15岁的大姐初中毕业修了一年水库，母亲还是决定把她送回原籍江汉平原下乡，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成绩优异的她依旧不能获准上高中。父亲被打倒了，母亲是“右派”，在当地下乡则永无招工的可能。父亲第一次带我出远门——送大姐到万县码头。那时山里小镇没有照相馆，父亲似乎也不知道这对儿女何时再见，便破例带我们去照了这张相，相片上加了一句手书——我们姐弟永远忠于毛主席。

许多时候，我翻出这张相片都会发笑——那种傻样，那种庄严，那种毫无来由的愚忠都让我忍俊不禁。但当我读出父亲当年的苦衷时，一种惊悚油然而生——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啊。愚民政策在“文革”时达到顶峰。现在西方人研究“文革”，很难理解当初的许多细节——何以一个民族会整体可笑至此？

今年夏天，我再次回到了我的故乡小镇。青石街换成了柏油路，老人多已作古，恩仇不复存在，连当日河山也难相认了。我忽然从一处断墙上看见几道斑驳字迹——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竟然再次惶惑不安。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仿佛又听见半夜的警报突然拉响，我弱小的身体在暗夜战栗，眼中又放射出恨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