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那些主官慷慨激昂地说——“四人帮”固然是“极左”，但华国锋也是“极左”出身。但凡了解他在湘潭地委书记任上的作为，以及“文革”中的火箭突起，就可以断定……

此番高论在当时自然石破天惊，很快便获刑8年。求仁得仁，于他而言不过是换一个碗吃饭。但是历史却很快证明了他的预言，于是他得以提前解脱桎梏。此后，他重操旧业，靠在搪瓷碗盆上烧字养活妻女。

四

烧字这一手艺，在今天已然绝迹。那时各个单位学校食堂，多是使用统一的搪瓷碗盆，为了防止被人偷窃，往往便要烧上某某食堂几个字做记号。学校毕业生或军队转业者，也都喜欢发一个某某纪念的碗盆。于是，操此手艺者就能勉强求食。

烧字的工序是先用一种红色的瓷粉矿物质，在器皿上书法，然后再用高压煤油喷灯，像氧焊一样把那些字融进器皿，冷却之后就再也洗刷不掉了。但是一个单位烧过了，基本永远不会再有需要。也因此这一手艺者，注定要在各地流浪乞食。我认识老刘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背着一个简单的木头工具箱，走遍了二十几个省的无数县镇。

他和那些江湖手艺人唯一的不同是，他的工具箱里永远放着《楚辞》。那些异乡的青灯雨夜，屈子的骚赋一直伴随着他的自我放逐。没有人相信这个衣衫落拓的苦命人，竟然是《楚辞》的横流倒背者，且更是楚辞古韵和名物的民间研究者。

他的生涯便是这样越走越远的，赚来一点钱，路上便邮寄给妻子，自己只留下到下一站的车票。每半年左右回来一次，休息十天半月就又要上路。每次倦游归来，首先便要到我处小坐，谈谈在路上的故事，以及沿途见闻的国家走向。

他比我大二十几岁，萧条异代，我们却成了山城最密切的忘年之交。那时的小城多雨而寂寥，冬天往往深雪覆盖。他在许多个夜晚踏雪而来，在我的斗室围炉长话；我第一次看见一个江湖老男人，读完我的《致毛泽东》而掩面恸哭。他的青春在毛时代毁灭殆尽，内心的苦楚无人可诉，我则是他唯一信托的兄弟。

我也常去他的陋室看他，他是著名的围棋迷，在我们那边远小城，那时熟稔这种玩意儿的不多几人。因此全县的棋赛，他也往往可以入围前三。有次我去，看见他正和一位老师手谈。他的妻子一会儿过来对他耳语——中午没米下锅了，要他去找人借米。他入棋正深，挥手不语。妻子眼看断炊，又来高声催促，希望对手封盘，下午再战。对手尴尬起身，却被老刘一把按住，只好接着迎战。其妻再也按捺不住，一把掀翻棋盘；老刘恼羞成怒，几乎要动手，终也还是被我劝住。我才知道他家的日子，竟然窘迫至此。

次日，老刘来我这羞涩地借钱，他说只要五块钱，够他上路的车票即可。我要多给，他却坚持不要。我只好将吃不完的粮票塞给了他，看他摸索着远行他乡。

五

老刘的妻子叫桂枝，我们没大没小地也就直叫老嫂子。嫂子也是那种苦相的人，没有工作，独自带着一个上小学的女儿，每天依门守候着老刘的挂号信——那是他们母女赖以存活的唯一指望。

偶尔我会看见嫂子在街边嗑瓜子，年轻的我好恶分明，想到老刘终年流浪的辛苦和谋生的艰难，便有些郁郁不乐，觉得她不该这样好吃零食。

一次老刘归来，沉重地找我诉说——想要离婚。说这个女人太不理解他了，唯一的一点读书下棋爱好都要被剥夺。那时的我真是不谙世事，立马就表示支持，而且说这个女人太拖累他，希望他早日解脱。

老刘似乎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动力，仿佛下定了决心一般出门而去。几天之后，他又颓丧地来了，我以为他已经办完手续。哪知他沉痛地对我说——我不离了。我询之，他这才告诉我，关于他的婚姻与爱情——

老刘十几岁就被劳教，出来之后戴着“坏分子”的帽子，自然没有人敢嫁他。那时的他靠当泥瓦工在建筑队糊口，整个青春期完全与女人无缘。到了1975年左右，终于有媒人说合，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妻子。媒人只说是乡下农妇，守寡带着一个女孩，且女孩还是婆家在喂养。老刘正当年，却又寒促逼人，如何可以挑剔对方的条件，两人很快就结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