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写作总是要对人有所谈论。在此意义上，萨特否认有为自己写作这种事。他断言：“ 一旦你开始写作，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可是，问题在于，在“介入”之前 ，作家所要谈论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它并不是在作家开口向人谈论的时候才突然冒出来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必有一个或者至多几个真正属于他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伴随他的一生，它 们的酝酿和形成恰好是他的灵魂的秘密。他的作品并非要破除这个秘密，而只是从这个秘密 中生长出来的看得见的作物罢了。就写作是一个精神事件，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而言，有没 有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和秘密便是写作的真实的一个基本前提。这样的问题和秘密会引 导写作者探索存在的未经勘察的领域，发现一个别人尚未发现的仅仅属于他的世界，他作为 一个作家的存在理由和价值就在于此。没有这样的问题和秘密的人诚然也可以写点什么，甚 至写很多的东西，然而，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只是在传授知识，发表意见，报告新闻，编 讲故事，因而不过是教师、演说家、记者、故事能手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缪出于对法西斯的义愤加入了法国抵抗运动。战后，在回顾这一经 历时，他指责德国人说：“你们强迫我进入了历史，使我五年中不能享受鸟儿的歌鸣。可是 ，历史有一种意义吗？”针对这一说法，萨特批评道：“问题不在于是否愿意进入历史和历 史是否有意义，而在于我们已经身在历史中，应当给它一种我们认为最好的意义。”他显然 没有弄懂加缪苦恼的真正缘由：对于真正属于自己灵魂的问题的思考被外部的历史事件打断 了。他太多地生活在外部的历史中，因而很难理解一个沉湎于内心生活的人的特殊心情。

我相信萨特是不为自己写日记的，他的日记必定可以公开，至少可以向波伏瓦公开，因此他 完全不会有托尔斯泰式的苦恼。我没有理由据此断定他不是一个好作家。不过，他的文学作 品，包括小说和戏剧，无不散发着浓烈的演讲气息，而这不能不说与他主张并努力实行的透 明性有关。昆德拉在谈到萨特的《恶心》时挖苦说，这部小说是存在主义哲学穿上了小说的 可笑服装，就好像一个教师为了给打瞌睡的学生开心，决定用小说的形式上一课。的确，我 们无法否认萨特是一个出色的教师。

三

对于我们今天的作家来说，托尔斯泰式的苦恼就更是一种陌生的东西了。一个活着时已被举 世公认的文学泰斗和思想巨人，却把自己的私人日记看得如此重要，这个现象似乎只能解释 为一种个人癖好，并无重要性。据我推测，今天以写作为生的大多数人是不写日记的，至少 是不写灵魂密谈意义上的私人日记的。有些人从前可能写过，一旦成了作家，就不写了。想 要或预约要发表的东西尚且写不完，哪里还有工夫写不发表的东西呢？

一位研究宗教的朋友曾经不胜感慨地向我诉苦：他忙于应付文债，几乎没有喘息的工夫，只 在上厕所时才得到片刻的安宁。我笑笑说：可不，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我们只能在厕所里接 待上帝。上帝在厕所里--这不是一句单纯的玩笑，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厕所是 上帝在这个喧嚣世界里的最后避难所。这还算好的呢，多少人即使在厕所里也无暇接待上帝 ，依然忙着尘世的种种事务，包括写作！

是的，写作成了我们在尘世的一桩事务。这桩事务又派生出了许多别的事务，于是我们忙于 各种谈话：与同行、编辑、出版商、节目主持人等等。其实，写作也只是我们向公众谈话的 一种方式而已。最后，我们干脆抛开纸笔，直接在电视台以及各种会议上频频亮相和发表谈 话，并且仍然称这为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