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维的官职是：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处地方。

当时的明王朝已处在总崩溃前夕，暗无天日，百孔千疮。

民不聊生，农村骚动，揭竿而起的形势，已经形成。张国维看得很清楚，也知道农民的苦难，农民的心理，农民的要求，农民的力量。大厦将倾，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他还想刊刻这部书，“预为训之戒之，图之策之”，以为亡羊补牢之计。不知此时再讲“农政”，为时已晚。

徐光启著书时，原意亦在此。他尝说：“所辑农书，若已不能行其言，当俟之知者。”非只文学，任何著作，都有时代的烙印。此书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大讲荒政，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不幸的是，当他的书刊刻出来不久，明王朝就结束了。

张国维在序中还说：

今如病尪之人，日行百里，巾箱囊箧，喘汗临深。而犹鞭叱，不令稍止。噫！亦危矣。

和张国维一同刻这部书的松江知府方岳贡，在序中说：

嗟乎！治乱无象，农之获安于农与否，是即其象。彼罹虏罹寇者，以死亡转徙失先畴而不获安。幸而免此，又以剿饷练饷，急罹虏罹寇者之患，而岌岌乎不获安。爱养元元者，其务所以安之哉！

这都是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好像是在替农民说话。在官书的序言中，还是少见的。但这只是官话，他们实际做的，却正与之背道而驰。是没有人相信的，于实际无补的。

历代农书，所记农事，多是农民经验的记录；所介绍的农具，都是已有农具的图形。这都是著书人从农民那里学来的，农民不要看。古代典训，农民看不懂。所以官刻农书，只是一种形式，就像每年立春之时，皇帝在先农坛的活动一样。

徐光启的农书，除去辑录古代典籍之切实可行者，着重输入新的农业观点，新的种植方法，新的粮食品种，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水利知识，手工业技术。他出身农家，知识丰富，又得西洋技巧之传授，眼界宽，思想开放。因此，他的农学著述，与李时珍的医学著述，同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耕堂曰：四库子部农家类，著录无多，其重要者，余皆置备。《授时通考》，已送刘君，前已记述，其他数种，仍在架上。

蚕桑之书，实隶农书之内。此外尚有畜牧书《司牧安骥集》，而所有农书，亦皆包括畜牧。《司牧安骥集》，传为唐人所作，乃兽医古籍，并有相马内容，上绘图，下歌诀，易识易记。集汉唐马政经验，虽备军旅，亦关农作。

另有花卉之书，如明王象晋《群芳谱》，清官修《广群芳谱》，陈淏子《花镜》，及近人所著《花经》。《花经》为精装本，已送李君，而李君不爱书，不读杂书，视书籍为日常用品，等闲之物，想已不知去向矣。《齐民要术》以为，花卉无补实用，摈而不录。其实所有花谱，其中大部仍为农作之物，农书重食用，《花谱》重观赏。正如李时珍之《本草纲目》，米谷枣栗，皆有条目，不过着重谈其药用耳。《本草纲目》，余有商务排印本，阅读甚便，其中亦多农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