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春天，我到了河间。《冀中导报》给我登了像一张麻将牌那么大的一条“消息”，这则消息，使我几乎得福，旋而得祸。

区党委听说来了一个作家（那时还很少这样称呼），就想叫我去担任“重要职务”。这在别人看来，显达的通途，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可是一问熟悉我的人，都说：“他干不了。”

因此就没有做了官，一直潦倒至于今日。至于那祸，因为这则有人认为是“骇人听闻”的消息，它的副作用也相当大，第二年土地改革，就给我引来了本可避免或从轻的批判。虚名能招实祸，这是我第一次的体验。

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区党委还是很关心我，叫我主编了《平原杂志》，确实是“主编”，因为并没有一个同事。编辑部就设在冀中导报社的捎门洞里，靠西墙放一扇门板，是我的床铺兼坐位，床前放了一张小破桌。

不久，传说新从北京来了一位女学生，很洋气。又不久，传说区党委觉得我一个人办刊物太烦劳，要把这位女学生分配到这里来。这并非讹传，一天上午，女学生姗姗而来，坐在了我的门板上，这就是柳溪同志。

我和她作了简短的谈话。送走她以后，我想：从在山里时，我就是一个人编刊物，已经成了习惯。添一个人，反倒多一个人的麻烦。又是个女的，诸多不方便。我随即这样回复了上级。

我那些年，并不像现在深居简出，蛰伏一处。时常出去云游，芒鞋破钵，云踪无定，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编刊物、写稿子的时间，也不过是半月。

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饶阳、博野之间的田野里云游，忽见一个农村少妇，两手把一个肥胖的婴儿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来，走在跟前，我才认出是柳溪。她已经结婚生子，并且完全农民化了。

我同她站在大道上，寒暄几句，又各奔东西。

那一天的明丽的阳光，带有霜雪的田野，沉睡的婴儿和风吹日晒的母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不记得柳溪在老区的写作情况，进城以后，她很快就成为有名的作家了。

在老区，也没有“女作家”这个称号，就是荷枪的女战士，也并不享受什么特殊的荣誉和待遇。在大都会，则是另一回事。女作家一旦成名，便有很多身外之物包围她。柳溪好像并没有这种经历，未享捧场之乐，已遭坠渊之苦，她的命运可以说是很坎坷了。

去年我才知道她是纪昀的后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柳溪幼时，恐怕她的家庭，已经没落了。然而，正像荣华是没落之基一样，没落是奋起之基，柳溪幼年的学习，以及后来的写作，都是很刻苦的。我相信遗传学，她的文字，她的为人，据我看来，都有她远祖的遗风。她为人开朗，好言笑。文思敏捷，其才足以副之；刻划深到，其学足以成之。时有嘲讽，发人深省；亦富娓娓，听者不倦。她的作品，在她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时，我已经拜读不少，常常为她那种女同志不易有的豪放，击节叫好。

柳溪同志经历了漫长的艰难之途，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现在重登文坛，才力不衰，新作甚富，她的文学事业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我在衰老之年，忆些青春旧事，作为她的小说集的发端吧！

1980年11月5日下午3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