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收到绍棠同志从北京来信：

“现将出版社给我的公函随信附上，请您在百忙中为我写一篇序，然后将序和公函寄给我。

“由于发稿时间紧迫，不得不请您赶作，很是不安。”

于是，我匆匆吃过午饭，就俯在桌子上来了。

绍棠同志和我的文字之交，见于他在黑龙江一次会议上热情洋溢的发言，还见于他的自传，我这里就从略了。

去年冬初，在北京虎坊桥一家旅社，夜晚，他同从维熙同志来看我。我不能见到他们，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见到他们，我很激动，同他们说了很多说。其中对绍棠说了：一、不要再骄傲；二、不要赶浪头；三、要保持自己的风格——等等率直的话。

他们走后，我是很难入睡的。我反复地想念：这二十年，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天寒地冻，风雨飘摇的二十年。是无情的风雨，袭击着多情善感的青年作家。承受风雨的结果，在他们身上和在我身上，或许有所不同吧？现在，他们站在我的面前，挺拔而俊秀，沉着而深思，似乎并不带有风雨袭击的痕迹。风雨对于他们，只能成为磨砺，锤炼，助长和完成，促使他们成为一代有用之材。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已近衰残，风雨之后，其形态，是不能和他们青年人相比的。

这一个夜晚，我是非常高兴的，很多年没有如此高兴过了。

前些日子，我写信给绍棠同志，说：

“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

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

看来，绍棠同志没有忘记我，也还没有厌弃我的因循守旧。当他的自选集出版的时候，我还有什么话，要同他商讨呢？

我想到：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是来之不易的。是应该一代代传下去，并加以发扬的。“五四”前后，中国的现实主义，由鲁迅先生和其他文学先驱奠定了基础。这基础是很巩固、很深厚的。现实主义的旗帜，是与中国革命的旗帜同时并举的，它有无比宏大的感召力量。中国的现实主义，伴随中国革命而胜利前进，历经了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八年抗日战争。这一旗帜，因为无数先烈的肝脑涂地，它的色彩和战斗力量，越来越加强了。

中国的现实主义，首先是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同时，它也结合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和世界文学的历史。毫无疑义，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和俄国文学，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十月革命的苏联文学，日本和美国的文学，对我国的现实主义，也起了丰富和借鉴的作用。介绍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家，我们应当给予高度评价。

我们的现实主义，是同形形色色的文学上的反动潮流、颓废现象不断斗争，才得以壮大和巩固的。它战胜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文学，以及影响很大的鸳鸯蝴蝶派。历次战斗，都不是轻而易举，也绝不是侥幸成功的。现实主义将是永生的。就是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手执屠刀的魔鬼，也不能把它毁灭。

但是，需要我们来维护。我们珍视现实主义文学的战斗传统，绍棠同志的作品，具备这一传统。

1979年12月19日下午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