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小见大，寓伟大于平凡，是孙犁追求的境界。

《织席记》和《采蒲台的苇》是孙犁前期散文的代表性作品。作者为我们提供了白洋淀人民生活的风俗画和风景画。而在这风俗画中又交织着当地人民的生活史、斗争史。《采蒲台的苇》以真诚炽热的感情写苇，并没有用通常的拟人或象征手法，但读者却自然地感到，写苇实际是写人，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建国以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编辑《文艺周刊》，同时从事创作。除了小说以外，他写了一批反映郊区农民和安国农村的散文，不过，这时期的散文和早期的在风格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真正反映他创作成就的是小说《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

1956年，孙犁大病了一场，这是极度神经衰弱的结果。这位在战争环境中笔耕不辍的作家，几乎无法握笔。于是在医院、疗养院度过了整整十年。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了，孙犁首当其冲，度过了十年磨难。他几度轻生欲死，但终于熬了过来。

暴风雨过去了。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临了。在春光的沐浴下，搁笔了二十年的孙犁，终于重新握笔，写作了大量的散文，以散文家的面貌出现于文坛。他先后出版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等散文集。如果说，青年孙犁的散文曾散发出特有的荷花般清纯而蓬勃的气息，那么晚年孙犁的散文，在经历十年腥风血雨之后，在经历人世沧桑之后，呈现出一种萧萧落木的苍郁清疏。这些散文的篇幅更短小，笔调更简洁，但在平静疏淡的文字背后，是一颗饱受磨难更为澄彻的心灵，是痛定思痛的深沉思考，是大难不死之后的执著与彻悟。同样从一人一事落笔，同样从小中见大，但孙犁后期的散文显然境界更为高远，思索更富哲理。这种转变，唯岁月与苦难，孤独与思索才能够给予。

在“文革”中，孙犁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受到无情的批判。他的共同战斗过的朋友，不少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对这场民族的劫难，孙犁思索着，他感到他有许多话要说。孙犁带着浩劫后个人的痛苦经验，在散文中倾吐自己的感情，创造爱和美的世界。

回忆是孙犁晚年散文创作的重要母题。他沉浸在回忆的世界里，回忆他的童年，回忆童年生活的伙伴，回忆他的亲人，回忆在漫长人生中给他以或甜蜜或苦涩记忆的人或事。一组《乡里旧闻》，是一组水渍斑驳的乡村风俗人物画，是一曲来自记忆深处的童年的歌谣。隔着岁月的迷雾，这些回忆的色彩朦胧而疏淡，又因为有岁月的积淀，对这种回忆的描写才那么既简洁又传神，而且意味隽永。在《度春荒》一文中，在写了家乡父老挖野菜度春荒的艰难情景之后，作者写下了这些流动跳跃、充满生趣的句子：

“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打闹，追赶和竞争。

“春风吹来，大地苏醒，河水解冻，万物孽生，土地是松软的，把孩子们的脚埋进去，他们仍然快乐地跑着，并不感到跋涉。

“清晨，还有露水，还有霜雪，小手冻得通红，但不久，太阳出来，就感到暖和，男孩子们都脱去了上衣。”（《乡里旧闻度春荒》）

如果说，《乡里旧闻》中，作者向我们描绘了一系列在苦难中挣扎煎熬的人们：气宇轩昂生性高傲而又不得不靠卖房来为自己出殡的凤池叔，孤苦伶仃、专以埋葬早夭的孩子为生的干巴，企图以色相博取一丝幸福而红颜早夭的小杏，早年投身革命但终于坎坷潦倒的老刁……那么在《芸斋梦余》中，更多的则是作者对那坎坷岁月的回忆与思考。仿佛这位经历过战争硝烟洗礼、经历过人生大悲大喜的老人，以一种返朴归真的深沉心境，把目光重新投向身边那些平凡的事物，那些记忆深处偏僻的角落，凝神思索，并从中发现某种朴实而永恒的意蕴。他写花、写果、写河、写自己曾有过的书的梦与画的梦，写钢笔的故事、牲口的故事、报纸的故事，写晚秋的白蜡树、故居的老屋，也写自己的病期经历、亡妻无比珍爱的一块包袱皮。他曾这样描写我们身旁一株普普通通的白菜花心：

“……一过清明节，有些菜头就会膨胀起来，俗话叫做菜怀胎。慢慢把菜帮剥掉，里面就露出一株连在菜根上的嫩黄菜花，顶上已经布满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铲平，放在水盆里，安置在书案上，是我书房中的一种开春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