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季，有几位青年同志来看我的病，谈到了写作问题，这很使我黯然。

过了一会儿，我说：

有一位演员，最近谈到，因为生理的原因，停止了舞台生活，很感痛苦。这种心情我是能体会的。其实，不只艺术，别的职业也一样，一旦被迫停止，总是很难过的。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啊！

在科学上说，这是一种惰性，也是一种习性。这样，在风雪天不能出门游散的时候，我就打开了封存几年的稿件，想有所作为。但是，要想写《铁木后传》，需要重新下乡；要想整理《风云三集》，需要很强的脑力。这两条路都走不通。而且，即使只是这样对着稿本呆了两天，也还加重了病症。只好喟然一声，重新把稿件束之高阁。

事实上我的兴致，还不是一下就散掉了的。总想打开一条路，重新走到艺术的园林里，作短时间的散步也好……

我对青年同志们谈了以上这些话，后来就谈到了编辑这些短文的事。在《新港》编辑部工作的冉淮舟同志，竟牺牲了春节的游息，跑到《天津日报》社把它们一一抄录了来。

这部抄写得整整齐齐的稿子，送到了我的桌上，附着一封长长的热情的信。信里还说：“关于这本书，我有个建议，就是要写一个后记，谈谈深入生活、积累材料的经验……”

我好像听到了那天真的声音，也看见了那天真的面孔。我感激得无话可说。在这样一本单薄的集子后面，在这些短小的文章里面，还有什么“深入”和“积累”的经验可谈吗？

虽然我也深深体会到：他提出这个建议，完全是认真的，而且是热情的盼望着的。但是我想：这些问题，留待我病好以后再谈吧，淮舟同志是可以原谅的。

最后，我想说明的只是：淮舟同志辑录这些短文，是对我养病期间很大的一种帮助，一种鼓励和一种安慰。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作的颂歌，供献给读者。

196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