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出版的《莽原》第一期上，读到了李准同志的短篇小说《王结实》。小说共分九节，前几节写得很真实，充满幽默感，读起来，使人不断笑出眼泪。八节有些生硬。最后一节稍空，手法也有变化。这种尾声，虽显得更含蓄，终给人以飘浮的感觉，也失去了幽默感。与前文情调不合。

我一向很喜欢李准同志的小说，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感，并不完全在语言的选择上。使语言充满笑料，这是容易做到的。

在艺术上说，却是比较低级的。他的幽默，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认识。认识的面广，认识的深刻。对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理解得深了，作家有痛切的感觉，而不愿以大声疾呼的态度反映它，也不愿以委委曲曲的办法表现它。在沉默了许久以后，终于含着眼泪，用冷静的嘲讽手法来表现它。这就是幽默艺术。

这种表现，不是快一时之意，也不是抒发积郁之不平。

（文中有一处，把好整同类的知识分子比作咬伤其生身之父的骡子，就有些近于“抒发”了。）这种表现，是基于对时代生活的关注和热爱，基于对一些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对另一些人物的深恶痛绝。这种表现，常常是含蓄的，隐约的，但能触及深处，引发共鸣。在写作时，并不像插科打诨那么轻松，是要一层层往深的地方挖掘的。

对生活的浮光掠影，不会产生幽默。对生活的淡漠，也不会产生幽默。幽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方面，一种表现手法。鲁迅、契诃夫都善于用这种手法。他们都是冷峻地注视着生活，含着眼泪发出微笑的。

对同样的生活，对同类的人物，看得多了，认识清楚了，根据作家的感受，加以剪裁，并严肃认真地去表现它，就能使文章有幽默感。凡是伟大的作品，都有幽默感。幽默，是文学一种要素。

我也读过一些描写十年动乱的小说。不用说全面的、大画卷的作品，还没有见到，就是短篇，写得深刻的，真正能表现这一时期的特色的，也不多见。这不能完全怪作家。这一段历史，在文学上作出表现，有过多的纠缠和困难，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好些。一些青年人来写它，困难就更多，而老年人又多不愿去接触它。

就其大体形态而言，林彪、“四人帮”之所为，是用了嫁祸于人和借刀杀人的手段。首当其冲的，是为中国革命付出过血汗的老干部，其次是知识分子。他们把阶级斗争扩展到一切差别和等级之间，波及整个社会。他们用鲜血淋淋的白色恐怖，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群众向东向西，只能听他们的，稍有迟误，火便会烧到自己，身家性命不保。这一时期，是很难谈什么人性、道义、同情等等美德的。

前几天，一位同事，写了一个短篇，拿来叫我看。小说结构和语言都很好，只是那个故事不真实。写的是在那十年动乱的时期，一个小孩因受父母牵连，被押送到亲属所在的北大荒去。在火车上，人们居然对这个孩子，表示了最大的同情与爱护。有人给他吃食，有人给他水喝，有人给他理发。

一群妇女自动组织起来，给他赶制棉衣，在一个姑娘的照顾下，小孩甜蜜地睡着了。这种场面，就像在过去的年代，人们照顾负伤的子弟兵一样。而车站外面，正是红海洋，高音喇叭气氛。

当时所谓黑帮子女，能遇到这种待遇吗？这是过分地把这一非常时期美化了，理想化了。这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

如果人民能这样抵制，这场“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不是说，人们完全丧失了同情心，是说在那种时刻，谁也不敢作这种表示，更不用说在火车上进行这种串连了。也不能要求人们这样做，他们把同情埋藏在心里，不趁火打劫，不落井下石，就算够道义的了。我想，这是因为作者，并没有经受过这方面的痛苦。

在李准同志这篇小说里，第七节所写，王结实的正义行为，或者说是仗义举动，也使人有些不典型的感觉，与人物性格不很统一。正因为如此，此段以后，文章也就失去了那种幽默感，显得有些勉强了。

作者是想表现贫农的优良品质，增加人物的分量。但这一想法，并没有给作品带来什么新的力量。因为这一行为，超越了时代和人物的典型界限。

一篇短篇小说，应该情调统一，适可而止。有时要延长一些什么，或强加上一点什么，效果反而不佳。

1981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