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柳荫同志，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前两天他来天津公干，到舍下来，一进门就问：

“你还能认得我么？”

我一下就从声音、举止认出他来，两个人都乐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就认识了柳荫。那时他和仓夷一道工作，两个人形影不离。我和他虽然并不是那么亲近，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同伴们中间，柳荫被公认为“状貌如妇人好女”，正像司马迁形容留侯张良一样。

现在他也六十多岁了。谈话间，他说晚年，有时感到寂寞。我劝他写点东西。他说，写一些诗，带来了，因为怕我没时间，放在了李湘洲那里。我说，我很愿意看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湘洲就把诗稿送来了，共三册。是用小学生的练习簿抄写的。字体细小纤弱，像是十三四岁女学生的手笔，偶尔抄错一两个字，还用白纸贴上，重新抄好。所用练习簿，如同新从南纸店买出来，干净得似未触手。

三本诗稿，装在一个旧封套里，表面又糊上一层同样颜色的纸，写好他自己的姓名和通讯处，贴好邮票一角八分，旁注“挂号”二字。这是为的，别人看过以后，即可很方便地送到邮局，给他寄回去。

我想：这都是老一代人的习惯。当天下午，我就坐在院子里，读完了一册。

和其他文学形式相较，“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受外国诗的影响最迅速也最显著，这是诗的形式特点决定的。欧美各国的著名诗人，古典的以及新的流派，中国差不多都是很快就有了译本，加上会外语的人很多，他们的诗，在中国都曾有人学习过尝试过。但影响比较深远的，则要数拜伦、斐多菲、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惠特曼和马雅珂夫斯基。这些诗人的作品，有两种特点：热烈的情感和对现实的凝注。欧洲的形式主义的诗和象征主义的诗，在中国也曾得到流传，并有名家，但这种诗，多行之不远，影响不大。因为这都是诗人书斋里的玩意，广大的群众无法接受。

与人民的现实生活及当前的命运相结合，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产生自己的歌手。他们的成功之作，多在早期，即青春热情兴旺之时。这种热情多是单纯的，无私的，并没有其他干扰。及至晚期，经过各种消磨，大多失去朝气，影响也就渐渐微弱。

我以为，中国的新诗，从诞生就是欧化的成分居多，受外来影响较大。但这究系形式，并不妨碍中国新诗的作者，发挥其天才及热力，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呼号。实际上，每当变革之期，都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歌者，应运而生，作雄鸡之唱，风靡一代。中国新诗的形式，恐怕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是无法挽回，也无法改变的。

对于柳荫的诗，我的印象是：婉约舒畅，节拍和谐，有一条脉脉的情绪，贯穿其间；有一点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

章法完整，读过后，余味无穷。

不可讳言，我对他的诗的评语，是年岁相当，经历相同，处境相似的人的一种共鸣，也可以说是知音。有些青年诗人，恐怕就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会说，这是一种过时的诗歌，是涅克拉索夫、惠特曼的老调重弹。

很可能是这样。我也承认，柳荫的诗，并不是雏凤之声，而是老凤之声。

诗贵有我，我也是这样主张的。这个我，必须联系人民，联系时代，这也是没有争论的。但在中国，强调一面，总要渐渐走到它的反面去，虽圣贤豪杰之士，亦所不免。诗中有我，但如果把我神化，不断扩张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观察一切，判断一切，并且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渐渐也就会出现一种很不健康的症状。所写出的诗，也就会变成大言欺人的东西。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

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回忆过去，当然有你的自由。多数人在面对现实。

我想，柳荫，正是面对现实，他才去写这些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的。

什么事情，忘记根源，蔑视根源，糟蹋根源，都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陕西、四川因为砍伐了上游的树木，破坏了水土，都已经暴发了水灾。老的一代，经历了十年大雾四塞，荆天棘地，蛇蝎环逼的痛苦生活，创伤未及平复，又写下了回忆战争，回忆饥寒，回忆疟疾，回忆战友死亡的诗。它的意义或者说它的终极目的何在呢？当然不是对现实的失望或绝望，而是寄托着一种为了祖国，为了未来，为了青年一代的希望。

读着柳荫的诗，我像听着暮鼓晨钟一样。也有回忆，也有憧憬；也有过去，也有未来；也有结束，也有开始。有多种情绪，有多种感慨，交织在我的心中。过去，是不可能这样想到今天的，然而今天，是无法忘记那样的过去的。

柳荫这次来天津，在我这里只谈了两个小时，我想留他吃顿午饭，他也没有答应。办完公事，他就回到北京去了。今天，夤夜二时，我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灯下。只有这个时刻，我的周围最安静。我要利用它，来为故人的诗写点什么。晚秋的蚊子集中到我的脚面上来，我忍耐着。回忆着我们在穷山恶水的阜平，共同工作的那一段岁月。

自从这个“敌”字被简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因此，故人的情况也已经变得很复杂了。有这样的故人：被一个跟着“四人帮”造反的头头，只是打了两拳头，就倒了过去。从此成了头头的随从、侍卫，端茶倒水，摆椅子，擦桌子，拿笔记本，捧眼镜盒。并且充当头头的密探，打小报告，甚至栽赃诬陷过去的同志。这种人现在正想着什么呢？

这样的回忆，就使人不愉快了，这也就是容易使人感到寂寞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人、写诗，总是不能排除回忆的。

最近，我为吴芝麟同志抄了一段唐写本《世说新语》，在跋尾写道：“今日午睡起，拟写十年人物志，继思：以百纸写小人之丑事，不若以一纸记古人之德行，于心身修养，为有益也。”

读柳荫的诗，帮助我回忆了过去的有益的生活，给了我生活的力量，使我对坚持民族传统道德更有信心。这种回忆，对于身心的修养，自然更是有益的。柳荫的诗，也可以说是哲理的诗。所谓哲理，是从生活的变化，推演出来的，这样的哲理才能使人信服。

1981年9月26日晨，写完并改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