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这一名目，不见于《昭明文选》，也不见于《唐文粹》，却见于宋初编辑的文学总集《文苑英华》。《文苑英华》用二十九卷的篇幅（卷351—379），选录了它所谓的杂文。它又把杂文，按不同的性质，分为十五类。即：问答、骚、帝道、明道、辨论、赠送、箴戒、谏刺、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其中明道、谏刺两项，又各附杂说。

这种分类，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混乱的。例如明道和辨论；箴戒和谏刺；纪述和纪事；杂说和杂制作，就很难区分，可以归并。实际上，它所收罗的这些杂文，归并成三大类也就可以了。这就是：说理，纪事（包括记人），讽谕（也就是寓言）。

应该说，杂文是散文中的一体，而这一体，是把那些容易定名称的文章，分出去以后，汇集其余而成。因为形式杂，内容杂，所以再给杂文分类，就更困难。我们姑且不要去责备《文苑英华》分类上的缺点。它为我们确立了一个杂文的名目，列出了几百篇文章，让我们阅览，得识中国的杂文，源远流长，在唐代（它主要收集的是唐文）已经有这么精粹的杂文范本。对于编者，后人是只有感谢欣慰之情了。

《文选》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它对文体的分类，不过是：赋、诗、骚、诏、表、书、序、论、碑文等等。这种分类法，一直被沿用。但是，文章的体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花样越来越多。有些文体，过去是大户，是热门，后来就消歇了，没有了。这主要与政治、社会情况有关，与实用有关。例如古文中的诏、表、制、策等等形式，现在就只能在书本上见到了。新的复杂的社会生活，要求新的多样的表达形式，新的文体，应运而生，是很自然的事。唐以后，杂文这一形式，因为能包罗万象，运用自如，就来了个大发展。

表现方法，也越来越丰富灵活了。

文章一事，也很难说。诏、表虽然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讲话、决议和报告。碑传之体，一直不衰，现在重视的是悼辞。诗词为性灵抒发之工具，人们一直把握着，广泛运用。

至于书、序、论之作，那就更触目皆是了。

但是，杂文是一种比较灵活的文体，它的动向，不只有纵的开发，还有横的渗透。把一些原有自己疆土的文体，变化归纳在自己的版图之内。

请同志们打开鲁迅的杂文集。其中除了杂感随笔以外，还有通信（论创作和翻译），序跋（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第二集等），有记人记事的类似小说速写的，如《阿金》，也有完全是散文的，如《为了忘却的记念》。此外有记典故的，记时事的，和有关文籍史料的文章。一些严肃的理论，如《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也编辑在内。

鲁迅把这些文章，编入杂文集，当然不是权宜之计，是有根据的，有传统的。

现在有人认为杂文就有一种：鲁迅的杂文。杂文就有一种笔法：鲁迅的笔法。这是一种误解。杂文绝非鲁迅一家，古典的先不说，“五四”以后，写杂文的人很多，有成就有风格的也不少。上海是繁华之地，报纸副刊多，杂文登的也多。人称海派杂文。京派地处幽燕，国事一直纷扰，除故作闲适者外，有内容有感触的杂文也常见。鲁迅成为杂文的泰斗和象征，领袖杂坛，有时代的和他个人的因素。时代需要他这样的杂文，他也勇于献身，并具备写好这种文章的素质。海外有些评论家，国内也有一些人跟随，以为鲁迅的杂文，不是文学创作，并假惺惺地为他惋惜，是何居心，不得而知。

我以为鲁迅杂文，在当时能起到那样大的影响，并非偶然。是因为：一、他的杂文的时代作用；二、他的杂文的战斗实绩；三、他的文章的功力示范。

确实如此。当年每逢读到他的一篇杂文，都会感到：这不只是投枪、匕首；更是号角、战鼓；一字一句，都具备十里埋伏，八面威风，所向披靡的力量。可惜这种讲法，目前已被看作陈词滥调，为很多人听不进去了。

鲁迅的杂文笔法，也不只是一个笔法。如果学不到精神，只学到皮毛，那就只能照虎画猫，玩弄一些挖苦、俏皮、讽刺的字眼，成为浅薄平庸之作。

关于鲁迅笔法，延安时期，有人提出“还是鲁迅笔法”，受到批评。这种笔法，也就没人再敢研究。现在又有人提出：

“还是鲁迅杂文的土壤”，运用这种笔法，好像又有了更深厚的根据。土壤，经过半个世纪，可能还会有些变化，不会和鲁迅时代完全相同。

我以为，学习杂文，不能只学鲁迅一家，也要转益多师。

也不能只学他的杂文，还要学习他的全部著作，包括通信和日记。学习鲁迅，应该学习他的四个方面：他的思想，变化及发展。他的文化修养，读书进程。他的行为实践。他的时代。

不能把鲁迅树为偶像。也不能从他身上，各取所需，摘下一片金叶，贴在自己的著作、学说之上。比如“改造国民性”，如果认为我们的国民性，一无是处；而外国的国民性，毫无缺点，处处可作中国人的榜样，恐怕就不是鲁迅的本意。

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再比如“拿来主义”，如果以为捡拾外国人的洋破烂，如旧西服之类，也是鲁迅的拿来主义，那恐怕就很糟糕。对西方文化，也是如此。鲁迅确实主张，并且身体力行，借鉴外国的进步文化成果。但如果认为凡是外国的，就都是好的，可以拿来的，那就像他讽刺西崽相的文人一样：“英文，英文，一笑，一笑了。”

改造国民性，老实说，并不是一两篇小说，一两个新的学说，所能奏效的。如果是那样，“五四”以来，这么长的时间，早该改造好了。这要靠政治、经济、教育、法制，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当然，文学也是一种教育手段。但近来一些论者，又不愿承认这一点。你不承认文学可以教育人民，又如何实现你的改造国民性的宏愿呢？恕我直言，如果只靠当前这些文学作品，慢说改造国民性，连你那个大杂院的居民性，也改造不了分毫！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的杂文，有很大的发展，很大的成绩。名家辈出，形式多样。继续吸收古今中外杂文创作的经验，杂文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1986年10月20日改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