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颠师书】

（此书诸本皆无。唯嘉小杭本有之。其篇次在此。与作召。颠作巅。师作和尚。方本列于石刻之首。今从杭本附此，而名篇从方氏。杭本又注云：唐元和十四年，刻石在潮阳灵山禅院。宋庆历丁亥，江西袁陟、世弼得此书，疑之，因之滁州谒欧阳永叔。永叔览之曰：“实退之语，他意不及也。”方本略载其语，又录欧公《集古录跋尾》云：“文公《与颠师书》，世所罕传。予以集录古文，其求之博，盖久而后获，其以《系辞》为《大传》，谓著山林与著城郭无异等语，宜为退之之言。其后书‘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则非也。盖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州，后移袁州，召为国子祭酒，迁兵部侍郎。久之，始迁吏部。而流俗相传，但知为韩吏部尔。《颠师遗记》，虽云长庆中立，盖并韩书皆国初重刻，故谬为附益尔。”方又注云：“今石刻乃元七年重立。”又云：“按：公三简，皆邀速常语耳，初无崇信佛法之说。妄者旁沿别撰答问等语，以肆诬谤，要当存此简，以解后世之惑。”今按：杭本，不知何人所注，疑袁自书也。便以《跋尾》参之，其记欧公之语，不谬矣。而东坡《杂说》乃云：“韩退之喜大颠，如喜澄观、文畅意，非信佛法也。而或者妄撰退之《与大颠书》，其词凡鄙，虽退之家奴仆，亦无此语。今一士人，又于其末妄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不能作，又诬永叔矣。”苏公此语，盖但见集注之出于或人，而未见《跋尾》之为欧公亲笔也。二公皆号一代文宗，而其去然同如此，览者不能无惑。然方氏尽载欧语，而略不及苏说，其意可见。至吕伯恭乃于《文鉴》特著苏说，以备乙览，则其同异之间，又益后人之惑矣。以余考之，所传三书，最后一篇，实有不成文理处，但深味其间语意一二，文势抑扬，则恐欧、袁、方意诚不为过。但意或是旧本亡逸，僧徒所记不真，致有脱误。欧公特观其大概，故但取其所可取，而未暇及其所可疑。苏公乃觉其所可疑，然亦不能察其为误，而直斥以为凡鄙。所以其论虽各有以，而皆未能无所未尽也。若乃后之君子，则又往往不能究其本根。其附欧说者，既未必深知其所以为可信；其主苏氏者，亦未必果以其说为然也。徒幸其言可为韩公解纷，若有补于世教，故特表而出之耳，皆非可与实事而求是者也。至如方氏虽附欧说，然亦未免曲为韩讳，殊不知其言既曰“久闻道德”，又曰“侧承道高”，又曰“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喻”，又曰“论甚宏博”，安得谓初无崇信其说之意邪？韩公之事，余于《答孟简书》，盖已论其详可矣，故不复论，特从方本，载此三书于《别集》，并录欧公二语，而附苏说方说于其后，且为全载书文于此，而考其同异，订其谬误如左。方以为读者以此观之，则其决为韩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无疑矣。方氏所据石本与（杭本，又自不同，则疑传写之讹，而欧公所疑官称之误，亦为得之。但愚意，犹恐当时既谪刺远州，亦未必更带侍郎旧官也。方氏所驳世俗伪造诬谤之书，即今所谓《别传》者。洪庆善《辨证》云：“《别传》载公与大颠往复之语，深诋退之，其言多近世经义之说，又伪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复生，不能自解免。”吴源明云：“徐君平见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方氏又云：周端礼曰：“徐安国自言年二十三四时，戏为此，今悔之无及，然则其为徐作无疑矣。”但君平字安道，而方云安国，未知便是君平否耳。然灵山石刻张系所撰，其间载韩公问大颠云：“西国一真之法，何不教人？”颠云：“教人达性，离无明贪嗔骄慢，不生嫉妒。”此亦释子常言，初无难解。但韩公素所未闻，而颇中其病，故虽不尽解，而适亦有会于心耳。又载韩公责云：“人生贵贱，各有定分，何得以三途之说诳人？”而颠答云：“公何不常守侍郎之任，而来此为官耶？”则恐其有谬误，或其徒所附益也。）

愈启：（或无此二字。）孟夏渐热，（下或有伏字。）惟道体安和。愈弊劣无谓，坐事贬官到此，久闻道德，切思见颜。（切，杭作窃，据石本如此。切乃恳切之意，此下大率多从石本云。）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倘能暂垂见过，实为多幸。（杭本无“倘能”以下十字。）已帖县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立宁瞻，（帖，杭作贴。久，当作夕。立宁，据石本作伫。）不宣。愈白。（据石本无“愈白”字。今据石本，此下具衔，姓名下云：“上颠师，四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