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嗣鹤老师细心地阅读了他论文的原稿。检查了又检查，核对了又核对。肯定了，他的证明是正确的，靠得住的。他给陈景润说，去年人家证明（1＋3）是用了大型的、高速的电子计算机。而你证明（1＋2）却完全靠你自己运算。难怪论文写得长了。太长了，建议他加以简化。

“自我到数学研究所以来，在严师、名家和组织的培养、教育、熏陶下，我是一个劲儿钻研。怎么还能干别的事？不这样怎么对得起党？在世界数学的数论方面三十多道难题中，我攻下了六七道难题，推进了它们的解决。这是我的必不可少的锻炼和必不可少的准备。然后我才能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为此，我已经耗尽了我的心血。

“1965年，我初步达到了（1＋2）。但是我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两百多页的稿子。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正确性；（二）简洁性。譬^[pì]如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以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篇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儿道，长达两百多页，也还没有发表。从那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年。

“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也是难于被人理解的。从学习外语来说，我是在中学里就学了英语，在大学里学的俄语，在所里又自学了德语和法语。我勉强可以阅读而且写写了。又自学了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到了勉强可以阅读外国资料和文献的程度。因而在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成就时，可以从原文阅读，用不到等人翻译出来了再读。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必须检阅外国资料的尽可能的全部总和，消化前人智慧的尽可能不缺的全部的果实，而后我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解答（1＋2）这样的命题。

“我的成果又必须表现在这样的一篇论文中，虽然是专业性质的论文，文字是比较简单的；尽管是相对地严密的，又必须是绝对地精确的。若干地方就是属于哲学领域的了。所以我考虑了又考虑，计算了又计算，核对了又核对，改了又改，改个没完。

“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支持不了啦！惟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下来。我不能停止……”

1973年2月，春节来临。

大年初一早晨，周大姐和几个书记，包括李书记，一行数人，把头天买好了的苹果、梨子装进一些塑料网线袋子。苦干袋子大家分头提了，然后举步出发，慰问病人。他们先到陈景润那里。

陈景润望着李书记的背影，凝望着周大姐一行人的背影模糊地消失在中关村路林阴道旁的切面铺子后面了。突然间，他激动万分。他回楼上，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