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觉得我不太了解父亲，对这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叫他作父亲的男人，我有一种难言的陌生。他会说书，讲故事，在那些冬天的长夜里，我们围着他听。母亲在油灯旁纳鞋底。听着那些陌生的故事，感觉很远处的天，一片一片地亮了。我不知道父亲在这个家里过得快乐不快乐，幸福不幸福。他把我们一家人接进这个院子后悔吗？现在他和母亲还有我最小的妹妹和妹夫一起住在沙湾县城。早几年他喜欢抽烟，吃晚饭时喝两盅酒。他从不多喝，再热闹的酒桌上也是喝两盅便早早离开。我去看他时，常带点烟和酒。他打开烟盒，自己叼一根，又递给我一根烟──许多年前他第一次递给我烟时也是这个动作，手臂半曲着，伸一下又缩一下，脸上堆着不自然的笑，我不知所措。现在他已经戒烟，酒也喝得更少了。我不知道该给他带去些什么。每次回去我都在他身边，默默地坐一会儿。依旧没什么要说的话。他偶尔问一句我的生活和工作，就像许多年前我拉柴回到家，他问一句“牛拴好了吗？”我答一句，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止庵

我在东北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的文章，再加上些别的，编成一本《樗下随笔》出版。这个时候，我父亲沙鸥先生辞世已经整整半年──我把这样两件事情放到一起，因为它们是有关系的。当初编辑是向他约稿，他把约稿信转给我，叫我写。我的第一篇随笔就是这么写出来的。以后陆续地写，承蒙报纸和编辑的厚爱，陆续地登出来，我把剪报寄给父亲看，他就一再来信鼓励我多写，将来争取出本书。可那时我劲头儿总不太足；就是现在我也想文章其实是可以不写的，自己花时间写文章而不去读现成的好文章，别人又花时间读你的文章，这是否值得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后来突然得知父亲患了绝症，我好像受了棒喝，我想我真的应该赶紧有点作为，不然他就看不见了，那么他就会对我感到失望，过去的很多年里他真的是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的。在他最后一年的那个夏秋之际我写了很多；说来好久我不曾这样用功，由于我的疏懒与散淡，荒废的时间是太多了。我每写成一篇文章就送给父亲看，我看见他总是很高兴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病情越来越重。随笔集编好后我正好要出差，就把书稿留下请他再看一遍。我回来时他告诉我，他已一行行地数过了，距离出版社要求的字数还差若干，应该再补写一点。父亲病危时我对他说，您怎么也要等到我的书印出来，不然我做这件事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去世后我也想过，等拿到样书我会呈一册到八宝山公墓他的灵前，但我也知道这是没有什么用的。父亲曾经说过对我的将来他是放心的，可这句话里就有太多的遗憾：他看不见我的将来了。父亲不在了，我感到特别寂寞，这寂寞令我窒息，很多应该和他说的话也只能说给自己听了。人生如果可以形容是出戏的话，它至少是要演给一个人看的，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明白这一点，可我的戏还得演下去。记得将近20年前我与他在汉口见面，那时我还很喜欢李清照，从《全宋词》里抄出《漱玉词》成一小册，其中有断句云：“何况人间父子情”，现在我知道那个意思了。我也常常体会这“人间”到底是个什么词呢，的确人世间的很多事情只有放到特定的人与人之间才有它特殊的意义，这大概也就是《圣经》开头说的“要有光，就有了光”的那种光罢。

在文学方面，父亲教导过我多年。但是在他生前我从未著文谈过此事，这一是因为我学而无成，二是我怕人言可畏，反倒对他构成伤害。我在1981年以前写的诗差不多逐首都经过他的修改，我只是在我的诗集后记里隐晦地写了一句“我起初写诗可以说得自家学”的话。现在我要想公开说出我的感激之情也已经晚了。父亲病危前我刚刚写完《杨绛散文选集》的序言，他非常衰弱，可还是坚持着把这篇一万五千字的文章看了两遍，并给我指出写错了的字，这是他最后读的东西。他去世前一天，我去医院，他还记得叮嘱我抓紧把与出版社订的合同签好寄出，那时他说话都很艰难了。作为父亲的世界的一部分，我想尽量实现一点他的希望，既然他有这个希望，这个世界对他来说就显得好一点儿，只是时间不够了。现在，我的书终于出版，可惜最想看到它的那个人看不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