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元绪

一1981年初，经过紧张而短促的筹备，《读者文摘》就要面世了，心中总有些忐忑不安。原计划3月出版的，因为抽换了一些文章，拖至4月才出版。出版前，将一页页清样订在一起，不停地翻来翻去，就像即将分娩的母亲，猜测着自己的婴儿如何模样，来到世上会不会遭到冷遇。当时的编辑就只有胡亚权同我二人。对于编杂志都是初次尝试，“雄心壮志”虽是不小，却没有经验。我问老胡：你看这样装订出来，像一本杂志吗？老胡倒似乎胸有成竹：像，装上封面，三边一裁就像了！创刊号终于出刊了。封面很漂亮！红红的颜色，向往着未来的少女，给人带来一阵喜悦。我抚摸着每一页，端详着一篇篇变成了铅字、又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的文章，心里仍旧不踏实：读者会承认她吗？会喜欢她吗？要知道，审视她的，将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要赢得他们的信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10年后的今天，形势已大为改观。创刊号只征订了一万五千册；而眼下已拥有200多万订户、上千万读者，简直沐浴在读者的海洋中了。但我自创刊时染上的心病竟无从“医治”，每一期杂志出刊时，总有一种不安，不知这用心编出的几十篇文字，能否有几篇得到读者的认可？不知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意味，能否引起读者的感受和会心？每次接到工厂送来的签发样刊，都小心翼翼地浏览一遍，企图体验一次普通读者的心情。然后合上杂志，再假定自己是一名刚收到她的订户，再轻轻打开封面，一页一页地翻了下去……有时在街头行走，看见邮亭、书摊摆放着新到的《读者文摘》，不禁驻足其侧，细细打量那匆匆而来的顾客。及至看到他们一个个毫不犹豫地付了钱，卷起一本《读者文摘》匆匆而去的时候，心中才略觉宽慰。继而又不安起来：对于这些“忠实”、“虔诚”的读者，对于这些可爱的读者，这薄薄的48页该不会令他们失望罢！不安了10年，不安了100多期。或许要一直不安下去。

二办杂志要依靠作者供稿，而《读者文摘》的供稿者同读者是融为一体的。《读者文摘》创刊后，印数直线上升，来稿也骤增，每日几百件、上千件，有时用帆布袋往四楼办公室背。对于办刊初期来稿支持了刊物的人，我们是很感激的。虽未曾谋面，却是觉得十分熟悉了。

大约是1987年底，《现代妇女》杂志评选优秀稿件，总编辑小韩邀我去当评委。在那里，偶然遇到了北京《中国妇女报》的一位编辑。我接过他递给我的名片，发现名字竟是那么熟悉。

“您叫杨新连？”“是的。”

“您过去给《读者文摘》投过稿？”“好几年前的事了。”

我毫不迟疑地追问：“1982年，您译写的《自我放松20法》登在第8期上，对吗？”他吃惊得不知说什么好。

我继而笑道：“您的家好像住在东四六条，现在还住在那儿吗？”一阵畅谈之后，他又专程访问了编辑部，回去后，写成短文《薄雾中的桥》，登在《中国妇女报》上。文中写道：“我惊讶不已。要知道那时我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读者，正是由于那篇文章，我的名字才第一次被排成铅字。”

那以后，我们再没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就像在这之前一样。我不知他还有没有兴趣翻翻《读者文摘》，但我知道，这次相遇，他不会忘记的。我也不会。

办刊时间长了，作者队伍不断更新，他们的情况不会一一记得那么清楚了。但心怀的敬意却始终未减。《读者文摘》10年，几乎没有约过一篇稿，采用的全部是自投稿。没有千百万读者的支持，《读者文摘》的发展及至生存都是很困难的。

三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评刊的、谈论生活的、报告喜讯的、诉苦的，什么内容都有。最大的苦恼是无暇一一答复他们（又不愿找局外人代笔），恐怕已伤了许多颗心。专程拜访编辑部的读者也不断。真羞于让他们坐在这简陋而杂乱的编辑室中。好在人们并不计较，尤其是一些青少年读者，亲眼见到心仪已久的编辑们的“真身”，便心满意足。虽然发现这几位编辑个个都很平凡，也并不失望，反倒觉得亲切，拉近了距离。

柜子里有一个小花蓝，里面几朵红、白、黄色的绢花，很是生动。那是一位北京读者到兰州办事，亲自送到编辑部来的。花篮代表着三个人，小纸条上写着她们的名字。他们是朋友，不在一个单位工作，都喜爱《读者文摘》。来人不善表达自己的感情，又怕打忧我们的工作，坐也没有坐，拍了张合影便匆匆离去了。去年9月全国期刊展览，我赴京时带着她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想抽空找找她们。无奈实在太忙，未能如愿。展览期间还有一位中年读者，听说在京举行“《读者文摘》座谈会”，执意要参加，哪怕在会场外边向里望一望也行。我劝说了近半个小时，方才作罢。

我不知道这些未能如愿的读者，写信听不到回音的读者，还有众多的热情投稿而一次也没有采用的读者心中是怎样想的。我希望他们谅解，希望他们能够从《读者文摘》月刊的一页页之中，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诚挚的谢意。

（作者系本刊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