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启平

汽车停在从巴黎去科龙贝—双教堂路上一家花店门前，我们下车选购了一盆洁白的菊花，捧上车，继续这往返千里的旅程。

车在田野间平坦的公路上疾驶。10月中旬的这一天，秋阳朗照，法国的农村，恬静美丽。地里庄稼已经收割，不时看见猎人携枪漫步搜索，一条小狗前后欢奔。庄稼地里和边缘上的丘陵丛林中，不知哪里会窜出一只野兔来哩。

然而，我的思绪不太能够使我欣赏田野风光。上了年纪、生于忧患的人，看见这种安适景象，反而容易勾起往事，产生对比。更何况我们此去是专程瞻仰戴高乐将军的墓地。

初次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名字，早在抗战时期，在四川重庆。那时我在报馆工作，天天接触到国内外战局的发展。祖国半壁河山，沦于敌手，前方节节败退，后方物价飞涨，谣传蜂起，人心浮动。只有西北、华北，人民抗战的烽火遍地燃烧，越烧越旺，鼓舞全国人民打持久战，争取最后胜利。在欧洲，希特勒侵占波兰，在积极准备后，突然发动西线战事，以强大的机械化部队，绕过马其诺防线，突入法国。法国军方昏庸无能，指挥失当，兵败如山倒。巴黎的政府惊惶失措，屈膝求和，在维琪成立贝当政府。半个法国被纳粹占领，另外半个被压得透不过气来。法国人民奋起反抗，其中突出的代表就是戴高乐。他当时不过是个陆军部的副部长，毅然决然，挺身而出，高举民族抗战大旗，发动“自由法国”的抵抗运动。

这是战火纷飞、风雨晦冥的日子啊！

车窗前，远处是一座树木葱茏的小山头。翠绿之中，一个棕色的双十字架高耸入云，那是“自由法国”的徽号。戴高乐将军之墓快到了。

司机没有在小山脚下停车，而是绕向前去，直驶附近一个小村落，停在一座教堂前的小小空地上。教堂可能是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建筑物，屋顶墙壁，饱经风雨，有一点败落景象。一道半圆形的短垣，拱绕着教堂。教堂周围是一个个小小的墓地，埋葬着本村的人。墓，一个挨一个，稍稍隆起地面，是石头砌的，上面竖着或者浮雕着一个十字架，墓碑上写者死者的姓名。戴高乐将军的墓在哪里呢？我们捧着菊花，沿着墓丛中的小径，缓步寻觅。

真使我惊呆了。戴高乐将军的墓，就在小径尽头，也是以石头砌的，高出地面不到半尺。墓呈长方形，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分线，分线左侧的石面上写着：“安妮戴高乐，1928——1948”。右侧的石面上写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墓首有一个以同样的石头琢成的十字架。父女二人的遗体，在这教堂的坟场上，真正是只占了一席之地，而且是在角落里。墓前一个花瓶，插着杂色的花朵，大概是从本村中采撷来的。那白色稍带灰色的墓石，是最普通的石头，多半是用来镶马路边的。就在这小小坟场中，有好几个墓是大理石砌的。比将军父女之墓，讲究多了。

我默默站在墓前，低头看那朴素、简单到感人肺腑的墓石，思潮澎湃，只觉得面前是一个新的境界：原来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品德，是可以用这样简朴、平凡的安排来表达的！说惊呆了，是由于我对戴高乐将军安葬的情况略有所知。他在1970年11月9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全法国一片悲声。将军生前遗言葬在他女儿身边。

女儿生来有病，20岁夭折，作为父亲，是十分痛心的。将军的葬礼俭朴，不吹号，也没有乐队奏哀乐，教堂举行弥撒时，没有讲话。将军的棺木，由一辆战车运到教堂前，是本村青年抬往墓穴的。棺木是350法郎（当时约合63美元）买的。

……我真没有想到，将军之薄葬，到了如此地步。但是，法国人民深深铭记着将军对法兰西民族的丰功伟绩。就在科龙贝——双教堂举行葬礼的同时，巴黎50多万群众冒着秋雨，自发涌上街头，在雄壮的《马赛曲》乐声中，迈着沉重的步伐，汇集到爱丽舍田园大街近旁的凯旋门广场，表示深切的哀悼。

教堂周围是几十户人家的村落，古树旧屋，没有任何修饰。这地方，离开最近的火车站有十多公里，也没有直达这里的公共汽车。谁要来，只能开车。就在我们徘徊沉思的时候，一批又一批的法国人来到墓前，默默注视着墓石，没有人谈笑，说话声音都低低的，生怕惊动了父女的安眠。这时还开来了两辆大旅游车，那显然是外国的游客。他们走路，脚步也特别轻。

离开墓地，我们驶往小山之麓，登上山顶。那双十字架，立在一片草坪上，由许多石块垒成，护以钢筋，有十多层楼高，拔地而起，直指青天，昂然独立，睥睨四野。周围林木森森，纵目远眺，田野和森林，交织着伸向天际。这当然是为纪念戴高乐将军而立的，然而代表了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光荣。

戴高乐将军是第五共和国的创始人。他为法国政治带来了稳定。政治上的稳定导致了经济上的发展。他排除万难，结束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他本人的政治生活是波涛起伏的，最后一次参加公民投票后，就不当总统了，退居科龙贝—双教堂。政府按规定对退职总统提供的费用，他分文不要；政府给他的宅邸，他拒绝迁居；他靠自己的稿费度日，还为了纪念夭折的女儿，把自己大部分的钱捐做儿童保健基金。他逝世后，戴高乐夫人住进天主教基金会办的养老院，不要政府津贴，不要儿女供养（除早亡的女儿外，戴高乐夫妇还有一子一女），不与外界往来。她已79岁高龄。当我们离开巴黎时，她因病入医院，旋即去世。

“每当历史最恶劣的时候，我的义务就是把法国的责任担当起来。”这是戴高乐将军的名言。他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然而他还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一个严格按照国家宪法办事的人，一个不要特权的人，一个要把自己放在和人民平等地位的人。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杰出政治家、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战士，他来得光明，去得清白，丰功伟绩，皎皎晚节，永远是法国的骄傲。

暮色苍茫中，我们驶返巴黎。我们惦记着那盆洁白的菊花。在戴高乐将军父女墓前，除了那一瓶，别的花是不让放的。但是在他墓的斜对面，有一大如圆桌面的平台，上面放着几块戴高乐将军的战友和其他人送的大理石纪念牌。我们的菊花就放在一块镌有将军姓名的石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