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俄国作家果戈理听到了官场里发生的一件逸闻：

一个很穷很穷的小官吏非常喜欢打鸟，但是他没有猎枪。为了能够买一支猎枪，他节衣缩食勤恳地劳动：每天除了本职的工作之外，还利用休息时间找些额外的工作来做，挣来的钱都积累起来。他终于积累到二百来个卢布，买了一支很好的猎枪，他高兴极了。可是第一次他坐着小船用这支猎枪出去打猎，猎枪就被茂密的芦苇带到水里去了。于是他就跳下水去捞哇找哇，可是都没有找到。到了晚上回到家，他躺在床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后来，他的朋友们知道了，大家就凑钱又给他买了一支猎枪，他这才病体痊愈。但是一想起丢枪这件事，他就脸上苍白得很，很像一个死人……

讲述者饶有兴趣地在讲，他只是因为故事新奇容易耸人听闻，才如此卖力的。站在一旁听讲的人也都把它当成了笑话，不时地发出哄哄的笑声。可是果戈理却沉默地站在那里，若有所思地倾听着，在哄然的笑声中，他低下了头。他想：那个小官吏多么可怜呀！费了那么大的劲好容易买到了一支心爱的猎枪，不幸的事又偏偏落在他的头上……这时候，自己在彼得堡的衙门里服务时所看到的一些印象，一下子浮现在自己的眼前了：自己也曾干过那种小官吏的艰苦工作，同僚们的生活、自己的生活地位，和那个丢了猎枪的小官吏的生活有什么两样呢？把这些生活集中起来，不就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吗！他下定了要写一篇小说的决心。

“要写下来！一定要写下来！”心里下着决心的时候，可是又犹豫起来。“猎枪”吗，虽然是心爱的，但不是小官吏们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换成“外套”——这一小官吏们生活的必需品，就容易体现穷官吏们的艰苦生活和他们的辛酸遭遇了。想到这里，《外套》这个题目就自然产生了。故事的情节也在头脑里形成了：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是一个穷困而又怯懦的小公务员，他每天从早到晚地为上司抄写着公文。他有一件千补百纳的破旧外套，机关里的人因此时常讥笑和挖苦他，“向他头上撒碎纸，说是下雪了”。他把自己破旧的外套拿去叫人修补，但却被人拒绝了。没办法，他只好决计再做一件新的。为此，他含辛茹苦地攒钱，甚至连茶水都不喝，晚上有时候饿着肚子，不点灯；他在街上走路，也“尽可能轻轻地、小心地在石路和砖路上迈步，差不多要用脚尖走，生怕鞋底很快被磨破”。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买了一件新外套，但是就是在得到新外套的这一天，这个新的外套却被抢走了。“外套被劫的消息毕竟震动了许多人，虽然有些官吏甚至对这样的事也不放过嘲笑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的机会。大家立刻决定替他募捐……”

果戈理按照上述情节写到这里的时候，便停下了自己的笔。他感到这样来结束这个故事不够真实，因为他与自己所看到的官场并不一致。因此，他想：尽管原故事里同僚们慷慨地凑钱给小官吏买了一支新猎枪，自己却不能在作品里让同僚们为小官吏买一件新外套。因为如果他们有这样善良的心，那么当初为什么不去资助这个小官吏呢？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官场上乐善好施的人也太少了。他这样想着，笔下同僚们慷慨凑钱买新外套的结局也就变成了下面的样子：

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只好去求助他的上司“大人物”来帮助，但是那些“大人物”却给他以极其严厉的斥责。最后，他在大风雪中挣扎着回到家里，终于在“大人物”的斥骂声中死去了。

从“猎枪”到“外套”，从凑钱资助到无情斥责的结局的改变，说明了文艺实践中的一条道理：艺术反映生活并不是照搬生活，它需要像果戈理写作《外套》那样，改变生活的原型，对生活进行选择、提炼、集中和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