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尔基和列宁的友谊中，1907年他们的第二次会面是极为重要的。

1907年，苏俄共产党在英国的伦敦召开了第五次党的代表大会。高尔基以一个享有发言权的代表的资格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列宁与高尔基关于《母亲》的一次谈话是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光辉而又动人的一页。

列宁光着秃顶，用喉音卷着俄语的“P”音，两手交叉地插在腋下，很洒脱地站着。高尔基仔细地望着他，因为高尔基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职业本身已经养成了他注意琐细事情的习惯。高尔基面对列宁结实而又强壮的身躯，感到“这个人太朴实了”，似乎没有丝毫领袖的风度。

这时，格瓦普列汉诺夫来了。通过引见，他与高尔基相识了。列宁仍然是双手交叉在胸前挺立着。他似乎有点厌烦地看着高尔基，好像一个对于自己的职务感到厌倦的教师看着一个新来的学生一样。不大一会儿，列宁向高尔基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应酬话：“我对您的才能是很敬仰的。”后来高尔基回忆说，除此之外，他不曾说过一句令他难忘的话。

又过了一会儿，列宁一只手摸着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另一只手握着高尔基的手，亲切地闪动着他的一双灵活得惊人的眼睛，一下子谈到《母亲》这本书上来。这时候，高尔基才知道列宁已经从伊彼拉迪日尼科夫那里看过了小说《母亲》的手稿。高尔基说：“这本书是很匆忙地写出来的。”但是还没有等高尔基说出为什么匆忙的原因时，列宁就肯定地点了点头。列宁接着说：“你赶写得很好，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是一本必需的书。很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列宁还郑重其事地问高尔基：“《母亲》是否译成了外国文，俄国和美国的检查机关把这本书删改了多少，……”当他知道了高尔基因此而被通缉的时候，便发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笑。

这一次与列宁的会见，高尔基终生难忘。列宁所说的“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在高尔基看来是对自己的极其珍贵的赞语。因为它说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文艺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及时反映时代历史的

新场面。列宁的这种思想，在他写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一文中也有所阐述。他写道：“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末他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列宁之所以高度称赞高尔基的作品，就是因为高尔基的作品及时地反映了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在《母亲》写作之后第四年，即 1910年，高尔基又写了《海燕之歌》，作品描写了俄国正在发生着的革命风暴的图画，并预见将有更大的革命风暴来临，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列宁看了非常高兴，并在他写的《在大风暴之前》一文中引用了高尔基《海燕之歌》中的预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文艺要及时地反映时代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强调的一个思想。

古希腊的三大悲剧作家及时地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反映了从野蛮到文明的深刻变化。革命导师马克思“每年都要重读一遍埃斯库罗斯的希腊原文作品”，他把埃斯库罗斯剧中普洛米修斯的形象看成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并且写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恩格斯也非常喜欢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伟大的著作中，恩格斯一再引用其中的悲剧说明问题。例如悲剧《奥勒斯提雅》，恩格斯认为它是“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英雄时代’而获得胜利的父权制之间的斗争底戏剧式的描写”。

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了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时代精神，可以说也是“非常及时的书”。马克思恩格斯非常喜欢莎士比亚，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全家都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的三个女儿都能背诵莎士比亚的作品。马克思把莎士比亚和埃斯库罗斯当做“人类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天才”来热爱他们。他曾专门研究过莎士比亚的著作，甚至连莎士比亚剧作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都很熟悉。1870年以后，当马克思使自己的英语知识达到完美的境地时，曾把莎士比亚特殊风格的词句摘录出来加以分类，可见他对于莎士比亚重视到了何等程度。

19世纪上半叶，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位导师看到欧仁苏等作家的作品及时地反映了时代的某些变化时便大加赞赏。恩格斯称这种现象是欧洲小说领域中的“一个彻底的革命”，称这些作家是“时代的旗帜”（《论艺术》336页）。毛泽东同志也非常强调作家要写出非常及时的书，及时地反映时代的变化。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从亭子间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因为从上海的亭子间到陕北的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时代不同了，“周围的人物”、“宣传的对象”不同了，这时如果文艺工作者不能及时表现这种变化了的时代，不能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而是仍然在那里去写群众已经听厌了的老故事，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那他的工作就会脱离革命、脱离群众，脱离时代赋予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而像高尔基那样写出“非常及时的书”，乃是革命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今天，中国的历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像高尔基那样，写出“非常及时的书”，及时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