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文认真地听取了康心如的意见。他立刻意识到，这两条建议，尤其是裁员减薪一条，非常重要，也非常明智。人员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争斗自然也就会少；降低美方人员的薪金，不但可以减少开支，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中方人员的不满，缓解双方的矛盾。在领导层调整方面，雷文毅然采纳了康心如的建议，决定在两个中方协理中裁去一个。结果当然是裁去不通业务的邓芝如。为了安抚邓芝如，雷文任命邓芝如担任顾问。邓芝如当然明白这实际上夺去了他的实权，他无法对抗雷文，便把仇恨都集中到康心如身上，到处大骂康心如是"奸诈小人"。同时，雷文又决定，邓芝如的心腹陈达璋可以继续担任营业主任，但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康心如的指挥。

接着，雷文又调整了美方经理，他物色了一个叫鄂更斯的美国人前来重庆，并且一再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这实际上就是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大权，交到了康心如的手上。

然而，邓芝如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更不甘心康心如在洋人的扶持下掌握银行大权，于是便不顾一切地在银行内外发动了一场"倒康"运动。他大量印发各种传单，对康心如进行诽谤和攻击，并且把银行内部人事变动的内幕，也都宣扬出来，使不少人对康心如产生误解，以为他"崇洋媚外"，又不讲朋友交情。当然也有人看出邓芝如太无能，认为他搞洋务根本就是一个误会，当然要吃苦头。

不管外面怎样议论纷纷，康心如却始终保持着过人的冷静，不仅不向邓芝如反击，而且都不作任何解释。时间一长，人们听厌了邓芝如的谩骂，反而觉得康心如待人宽容，并不是邓芝如所说的那种见利忘义的人。更重要的是，康心如掌握银行大权的事实，决不会因为邓芝如的攻击有所改变，所以人们愈来愈对邓芝如冷淡。邓芝如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使出了最后的一招杀手铜：他宣布退出四川美丰银行，不但要银行退还他的股份，而且逼康心如立刻退还借他的1.2万元股金。他料定康心如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还他。

邓芝如的所作所为，使康心如更清醒地认识到，对邓芝如这样的人，是不能迁就的，美丰银行要发展，就一定要搬掉这块绊脚石。但是，从哪里弄钱来还债呢？他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将成都老家祖上遗留的产业卖掉。照中国人的旧观念，这样做是要被人骂作"败家子"的。但他明白，只有卖掉祖产，还掉借款，才可能守住手中不易得来的权力，也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他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于是，他很快地办好了变卖田产的手续，钱一到就还清了欠邓芝如的债。

邓芝如拿到钱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彻底失败了。他自己把自己永远赶出了美丰银行。

新上任的经理鄂更斯，对康心如十分信任，言听计从，两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康心如充分利用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按照中国的国情，努力扩展银行业务，很快扭转了银行的亏损局面，当年就获得纯利润1.1万元。1924年，银行存款比上年翻了一倍，利润也达到7万元，股东们开始分到股息和红利，也真正认识到康心如的经营本领。

白手起家的康心如，凭着过人的能力，在重庆金融界赢得了最初的声望。康心如没有满足。一旦脚跟站稳，他所想到的便是事业的更大发展。而当时合资银行的一个最大优势，就是有权力自己发行钞票兑换券，也就是说，银行自己印发的兑换券，可以当钞票在市场上流通，而使用者凭银行印发的兑换券，随时可以到银行兑换成银元或钞票。尽管如此，康心如也没有贸然行事，他首先着手调查社会和市场行情以及商业界的心理，研究其它银行发行钞票兑换券的成败得失，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弱点，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有了确切的把握之后，他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使银行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工作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