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吉姆，”她说，“钥匙。”

我逐个摸了他的口袋，几个小硬币，一个顶针，还有一些线和大针，一支咬了一头的嚼烟，他那把弯柄的招刀，一个袖珍罗盘，还有一个火绒箱①，这就是口袋里面装的全部东西了。我开始失望了。

“可能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道。

我强忍着厌恶扯开了他颈部的衬衫，那里果真挂着一条油腻腻的小绳，我用他的招刀切断了它，我们找到了钥匙。这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立刻毫不迟疑地上楼，进到那间他躺了那么久的屋子里，他的箱子自从他搬来时起就立在那里。

它和外面其他任何一个船员的箱子一样，在盖子上用热烙铁烙上了他姓名的起首字母“B”，由于长期不爱惜地使用，箱子角有些磨损、裂纹了。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尽管锁眼很生涩，她转动钥匙，顷刻间便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柏油味从里面冒了出来，但是上面除了一套质地优良的好衣裳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套衣服是被非常仔细地刷过并叠好了的，母亲说它们从未被穿过。在那套衣服的下面，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一个四分仪，一个锡制的小酒杯，几颗烟，两对非常漂亮的手铣，一根银条，一只西班牙老怀表，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大多是外国制造的，一副黄铜杆的圆规，还有五六个珍奇的西印度贝壳。从那时起，它常常使我想到，他一定是带着这些贝壳一起度过他流浪、罪恶、被追逐的一生的。

就这样，我们除了些银子和小装饰品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连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啥用场。再下面，是一件旧的航海斗篷，在很多个港口沙洲被海盐浸得发白。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拖了出来，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箱子里最后的物件了，用油布捆着的一包东西，看上去像是些纸，还有一个帆布包，一碰竟发出了金块的丁当声。

“我要让那些滑头们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妇人，”母亲说，“我要拿回他欠的账，多一个子儿也不要。撑好克罗斯莱太太的袋子。”然后她开始计算船长欠的钱数，从那个水手的袋子里如数取出来，放到我撑着的那个袋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