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钉于十字架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是尼采常常与哲学家们纠缠的“永劫回归”观。从“永劫回归”的反面来说,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而不复回归了。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所以尼采说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那我们将选择沉重,还是轻松?
有一位叫托马斯的年轻医生,十年前就与共同生活不到两年的妻子离婚,他很快使自己忘记了妻子、儿子以及父母,因为他明白自己天生就是单身汉的命。他害怕女人而又渴望女人,于是他发明出一种“性友谊”,使自己既能与一些女人私通,同时又与其他许多女人保持短时的交往。很多人不理解他,最理解他的人是画家萨宾娜,她欣赏托马斯的毫不媚俗。这不成文的性友谊原则,规定了托马斯一生应与爱无缘。但特丽莎的出现,使他开始向自己的原则挑战。
“KitSCh(媚俗)”起源于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创世记》告诉我们,世界的创造是合理的,人类的存在是美好的,我们因此才得以繁衍。我们把这种基本信念称为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媚俗就是制定人类生存中一个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围,并排斥来自它这个范围内的一切。
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生了一起复杂的病例,他们请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生病,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呆在旅馆餐厅里,当时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的机会把托马斯推向了特丽莎。
从孩提时代起,特丽莎就喜欢偷偷照镜子,她希望在镜子里看不到自己脸上有母亲的影子,因为她的整个生命就像是她母亲的延续,她在与母亲对抗。初识托马斯,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而她也爱读书;那一刻,收音机碰巧在放贝多芬的音乐;他住在六号房,她以前住的房子也是六号,而且她六点钟下班;她发现他坐在自己以前读书常坐的公园黄色长凳上,时间刚好是六点。正是这些极其偶然的机缘带给特丽莎离开家庭去改变命运的勇气,把她推向了托马斯。
事实上,难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带来的事件,才更见意义重大和值得注意吗?特丽莎出其不意地来到布拉格,找到托马斯,他们当天便做爱。随后特丽莎被流感所击倒,在他的公寓里呆了一个星期才回去。托马斯觉得特丽莎像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到他的床前,使他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爱,他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
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因此,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
带着一只沉重的箱子,特丽莎第二次来到托马斯的身边。托马斯从不与其他人一起过夜,即使是他最好的情人——萨宾娜也不例外。可这一次,他在特丽莎的身边睡着了,等他醒来,发现她还紧握着他的手,他开始觉出某种莫名的快意。于是他俩都盼着一起睡觉。托马斯由此得出结论: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而且相对立的感情。特丽莎和萨宾娜代表着他生活的两极,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然而都不可少。在萨宾娜的帮助下,特丽莎找到了一份杂志社的工作,她也因偷看了托马斯的信件而知道了他们的关系,知道托马斯一夫多妻的生活。强烈的妒意使她在夜里经常被噩梦惊醒,而托马斯也因同情(同样的感情,一种最强烈的感情想像力和心灵感应力)而理解特丽莎的行为,不仅没有对她发火,而且更加爱她了。为了减轻特丽莎的痛苦,托马斯娶了她,还送给她一只小狗。虽然那是只母狗,但他还是为它取了公狗的名字——卡列宁,他希望它能照顾特丽莎。
卡列宁并不能使特丽莎感到快乐,因为她已被托马斯的不忠弄得虚弱不堪,她甚至开始想回到母亲身边。她主动为萨宾娜照相,试图培养自己与她的友谊,萨宾娜的作品使她对萨宾娜充满倾慕之情。在俄国攻占了布拉格之后,特丽莎开始穿行于布拉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在这些天里,面对种种危险,她才享受到少许的欢乐。
托马斯带着特丽莎和卡列宁移居到苏黎世,和特丽莎在一起的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监视,她的嫉妒给他带来沉重的负担,她的噩梦给他带来了明白无误的谴责。直到有一天,特丽莎带着卡列宁不辞而别,让托马斯感到自己又在回归单身汉的生活,回到他曾认为命里注定的生活。而现在,他的脚步轻了许多,他飞起来了,正享受着甜美的生命之轻。两天之后,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
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而且对某些人来说,他们的想象会强化痛苦,他们千百次重复回荡的想象更使痛苦无边无涯。
在布拉格,特丽莎只需要托马斯的爱;在异国他乡,她却需要托马斯的一切。如果托马斯抛弃了她,她该如何?她不敢想。她无法忍受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也不愿意继续成为他的负担,所以她和卡列宁又回到了布拉格。
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托马斯又一次服从“感情”的驱使,在特丽莎离开五天后回到布拉格的家。托马斯站在门口,教堂的钟正敲六点。“数字六”这一机缘再次给特丽莎带来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忧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意志,使她感到了无比的快乐。
俄军攻入布拉格不久,萨宾娜就移居日内瓦。在那里,她结识了大学讲师弗兰茨,并迅速成为他的情人。萨宾娜戴着一顶旧圆顶黑礼帽出现在弗兰茨面前,但弗兰茨似乎对它并不感兴趣。许多年以前,这项祖父的礼帽曾使托马斯拜访她时兴致盎然。她去苏黎世见托马斯时就带着这顶帽子,这顶帽子已经变成一座往昔时光的纪念碑,使他们感动不已。弗兰茨不能理解这顶帽子的含义,所以也无法跨越他与萨宾娜之间的深渊。萨宾娜知道弗兰茨空有强壮的身体,在他的妻子和她面前却显得软弱无力,他不适合她,虽然他是她一生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萨宾娜结束了日内瓦的生活,定居巴黎。萨宾娜离开一个男人只是因为她想要离开他,她的一生并不沉重,而是轻盈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弗兰茨相貌英俊,学术事业成功,但却天天担心情人的离去。弗兰茨认为,几个小时内从一张女人的床转到另一个女人的床,对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种耻辱,对他也是一种耻辱。弗兰茨不断寻找外出旅游的机会,与情人做爱的床离与妻子睡觉的床越远,他的羞耻心也就越轻。弗兰茨把自己的妻子看成他母亲的影子,他尊敬他的母亲,他把对母亲的忠诚表现在对妻子的身上,但他并不知道能迷住萨宾娜的不是忠诚而是背叛。当他终于背叛了他的妻子的时候,萨宾娜同时也背叛了他。失去萨宾娜,虽然使弗兰茨感到悲伤,但他很快又沉浸于自由和新生带来的欢乐之中。这种自由使他在女人面前更具魅力,他的一个学生爱上了他并很快代替了萨宾娜的位置。
弗兰茨显然不是媚俗的信徒。萨宾娜是他精神上爱情的象征,为了表示对她的忠诚,弗兰茨离开了现实中的情妇,和其他医生和知识分子向柬埔寨进军,去救死扶伤。在异乡,弗兰茨才意识到自己与学生情妇在一起是何等幸福,而柬埔寨之行对他来说既无意义又可笑。他终于发现,他惟一真实的生活,还是他那位戴眼镜的学生。残酷的现实愚弄了他,他被劫匪打伤,虽然他到死之前都在想着自己的情妇,但死了的他却终于又属于他妻子了。 托马斯生平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由于发表过一篇有关《俄秋浦斯》的感想。现因涉嫌反政权而受到当局的调查。尽管托马斯一向很正直,但这件事却让他的同事们相信托马斯是不诚实的,而且纷纷传言,说他会服从当局的要求写自我批评的声明,这令托马斯感到震惊。托马斯不信任这些人,更不能忍受看这些人的眼色行事,他没有写一个字,也就被迫离开了医院。由于拍了一周的坦克人侵而同样被报社解雇的特丽莎,现在也只能在一间酒吧里工作。
当局并没有就这样放过托马斯,他们继续为此与他纠缠不休,因为他们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有关反政权方面的情况,并且表示只要他肯写一份声明,他这个医学专家仍然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托马斯虽无法肯定做出何种选择才合适,但“非如此不可”的精神在他心底已经很深蒂固,坚定的立场使他当时非如此不可。这次,他又从郊外诊所的小医师彻底沦为与医学无缘的擦窗工人。
成了擦窗工以后,托马斯又回到了单身汉的日子。他只能在特丽莎半夜从酒吧里回来后才能见到她,每天他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六个小时,性活动时间变得非常宽裕。在两年的时间里,托马斯自然与不少女主顾们进行了冒险的活动。
特丽莎无法忍受托马斯头发里的女人气息。托马斯认为爱情与做爱是两回事,她现在不再拒绝理解这一点,她渴望通过尝试能为自己的混乱找条出路,能学会轻松。对于一个工程师的再三引诱,特丽莎终于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她想实践和证实一下托马斯的话。与工程师没有爱的交合,并没有让她觉得轻浮的**与爱情毫不相关,没有让她感到轻松,更没有使她平静下来,她内心深处的灵魂渴望着对方的呼唤。
直到有一天,特丽莎带回一只半死的乌鸦,并向托马斯诉说自己工作的苦闷时,托马斯才忽然发现近两年来他见到她的时候是何其之少,更别说握住她颤抖的手了。他感到难过,心开始让特丽莎占据着,完全没有了冒险的兴致。
一位私人雇主坚持点名让托马斯去干活,开始他还担心是另外某个女人,但最终却发现是自己的儿子和那个受到迫害的编辑设下的圈套,为了让他在赦免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名。托马斯知道这是件看似高尚,但却毫无用处的事,在与儿子和编辑的争论中,他发现只有特丽莎才是他惟一关心的东西,签名会使密探更多地光顾她,他绝不能做任何伤害她的事,其他什么都无所谓,即使儿子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托马斯不能肯定自己是否做对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的事——拒绝签名。
特丽莎又从噩梦中惊醒,听到那令人惨痛的梦境,托马斯觉得心都要碎了,他感到他再也不能承受这种爱了,他渴望平静与安宁。托马斯忽然觉得自己对女色的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为了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终于和特丽莎搬到了乡村。
对于托马斯和特丽莎来说,乡村生活是他们惟一的逃脱之地。特丽莎庆幸自己终于放弃了城市,甩掉了醉鬼对她的侵扰,还有托马斯头发上的女人味,同工程师的那段插曲也似乎成了一场梦,她终于和托马斯单独生活在一起了。卡列宁也对新环境表示满意,它和村里的一头猪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友谊。但好景不长,卡列宁得了癌症,这使特丽莎的心情变得沉重。特丽莎觉得自己与卡列宁的爱要比她与托马斯的爱要好一些,这完全是一种无我的爱,她不想从卡列宁那里获取什么,也未要求它给予爱的回报。卡列宁在特丽莎和托马斯周围的生活基于一种重复,它期待他们也同样如此。最终,他们怀着凝重的心情,让卡列宁在微笑中安息。 人类的时间不是一种圆形的循环,是飞速向前的一条直线。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求,所以人不幸福。
特丽莎感到一种强烈的自责:托马斯从苏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错,他离开布拉格也是她的错,甚至就在这里,她也未能给他留下一丝安宁,卡列宁弥留之际,她还用隐秘的怀疑来折磨他。特丽莎看出了自己的不公正,他们所走的路,只是为了让她相信他爱她吗?
几年后,特丽莎与托马斯在乡村因车祸而丧生。
萨宾娜一生都宣称媚俗是死敌,但实际上她难道就不曾有过媚俗吗?她的媚俗是关于家庭安宁、和谐的幻觉,是一曲幸福家庭生活的歌,不时从她生命的深处飘出,汇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特丽莎与托马斯的死显示着重,萨宾娜想用自己的死来表明轻,她将比大气还轻。正如巴门尼德曾经指出的,消极会变成积极。
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轻得不能承受,轻若鸿毛,轻如尘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复存在的任何东西。而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颗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对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积累的经验,都有充分的感知。这就是托马斯的永劫回归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