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是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世界不曾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正如他那句誓言：

“由痛苦换来欢乐。”

罗兰写的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托尔斯泰的传记纳入了一整套传记的庞大计划之中。这个计划曾在《双周刊》上宣布过。罗兰还打算为马志尼、加里波第、席勒、法国革命的将领欧许、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活动家托马斯潘恩，以及十七世纪著名的法国军事工程师瓦本写传记。他还准备用法文发表已在英国出版的《米勒》一书，但后来他改变了主意，因为（根据他信中的某些暗示）他对这一作品不十分满意。是什么东西引起罗兰放弃撰写他曾经许诺过的一整套传记呢？一九三六年罗兰在给美国文艺理论家罗威尔逊的信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研究伟人生活的时候，他逐渐证实了，他们并不总见也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值得仿效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错误和弱点。

在从事《米开朗基罗传》创作的时候，这 一点他看得特别清楚。而在研究席勒生平的时候，这一点就看得更为清楚了。（“真正的席勒，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他充满着理想，因而掩盖了他真正的性格，依我看，同歌德的性格相比，他的性格就缺少诚恳，缺少直率，缺少勇敢……”）罗兰在从事他早已考虑好的其他一些传记的创作过程中，也感受到了同样的失望。此外还有另外方面的困难：欧许、瓦本、马志尼的继承人拒绝作家翻阅氏族世存文献，而罗兰力求达到正确可靠，要依靠真实的文献资料。“要是他们在我从事《贝多芬传》创作期间，允许我翻阅的话，那我就能满怀热情地撰写完这三位活动家的传记了。然而后来已经晚了。我对自己，犹如对一个历史学家那样，很快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所以，在《贝多芬传》一书完成之后，克利斯朵夫和安及德李维埃的故事就成了我的真正的《英雄传记》。”

罗兰创作的传记，就写作手法来说，有它非凡的独到之处。这是什么--是学术著作还是艺术作品？实际上，两者都是。其中每一部作品，罗兰都用了大量的、许多方面对于读者说来是新的真实的资料，几乎每一页都有脚注和引文之类的详细资料。在热烈期望自己的作品能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同时，罗兰仍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历史的真实。为了对抗所谓“罗马化传记”的作家们，罗兰避免虚构甚至不允许有半点的虚构。在传记小说中，借助于虚构情节出现的那种直观性，罗兰完全是用另外取得的，即用他的主人公的原诗、同时代人的证明、时代文献的充分利用而取得的。他需要这样的文献，并不是因为可以死搬教条、拘泥细节了，而恰恰是为了让每一个伟大人物的肖像能以其整个的独特的真实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对米开朗基罗的作品，罗兰单独进行了说明，以小型的专题学术著作的形式出版了一套通俗小丛书《艺术大师们》，而关于贝多芬的音乐，后来他写了一部大部头的学术著作，这花费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二十年的时间。摆在我们面前的米勒和托尔斯泰这两本书，里面多半是些创作特写。但不管怎样，罗兰把英雄主义内容，伟大人物的道德面貌处处都提到首位。这是否说，罗兰在二十世纪企图修复有关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古典概念呢？还是他回避那些伟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其所处的现实环境，而去描写他们的浪漫主义的特殊地位的荣耀呢？任何情况都不是！在从事“名人传”创作中，罗兰克服了曾经导致刻板的平铺直叙和引起振奋假象的那些文学传统，尤其是克服了认真地调和生活矛盾的做法。他还克服了要求把杰出人物同其余的普通人物对立起来的一些文学传统。对待古典作家的遗产，罗兰是持批判态度的，主要因为他不能容忍同时代的那些“高乃依风格”的模仿者。同时，在完全倾向于雨果的情况下罗兰绝不希望在自己创作的传记中恢复浪漫主义的手法，即把一些杰出人物和无可指摘的人物理想化的手法。

罗兰认为伟大艺术家是"集体力量"的表达者，是群众、各民族和人类巨大激情的表达者，因为他觉得"集体力量"是一种自发的和完全不为理智所理解的东西天才艺术家的伟大，包括所有天才的伟大，按照罗兰的看法，绝不在于他具有某种超人的、非凡的力量。恰恰相反，一个杰出的人；尤其是一个天才，要比普通人更紧密地同现实生活结合在一起，他了解生活的本质要比别人更深刻，他预感历史大变动的临近，要比别人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