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得茶堵住了迎霜猫头鹰式的歌唱，自八十年代中后期茶叶贸易进入低谷之后，他们常常就茶事争论：一个说不要再总是唱赞歌翻老黄历了，中国虽然是茶的故乡，但1886年对外出口十四点三万吨，直到将近一百年后的1984年，才超过这个数字，印度早就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茶叶市场的状况来看，品牌混乱，出口疲软，企业倒闭，价格不一，茶山荒芜，假冒伪劣产品不断，进行治理乃当务之急，歌功颂德，怀念先人，不妨往后靠一靠再说吧。

得茶听了这话，耐耐心气，细细解说：歌功颂德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教条主义。从历史上看，多年来的大力呼吁和埋头苦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本世纪初华茶不也一度陷人严重危机吗？所以才有吴觉农先生的呼吁：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正面的鼓劲和反面的批评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现在出口贸易不好，我们多做宣传，打开国内市场，也是一条茶业自救的道路。不管怎么说，我们和一百多个国家有着茶叶贸易往来，我们的茶叶产量，始终排在世界前三位嘛。

迎霜听了放声大笑，说大哥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历史学家啊，怪不得这些年你专著出得那么少。得茶听了也放声大笑，说小妹你不是一向最佩服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吗，黄宗亲算是世界级大史家了吧，他还提出农商皆本呢。史家若能和吴觉农说的那样即知即行，恐怕中国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

三年之后的1990年10月，茶博馆试开馆之时，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也在杭州开幕了。那段时间，杭家人几乎都被这件事情拖进去了。除了那块特制的茶砖壁挂，得茶几乎把他花木深房里多年积累的资料全都拿出来了。馆里收集资料的年轻人依然不满足，他们小心翼翼地找到了年届九十的杭嘉和老爷爷，年轻的姑娘甜言蜜语地对老爷爷说：老爷爷，老爷爷，你是茶界的老寿星，你再回忆回忆，1900年的时候，茶馆是怎么样的？嘉和想了想说：1900年，我好像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年轻人就笑了，悄悄地把笔帽盖住了笔尖，看上去这位老爷爷木本的，神情总有那么几分恍您，眼睛也不好使，给他看一张相片，他用了放大镜，还要凑到鼻尖上，问他一个问题，他要沉思半天，才会说“是“或者“不是“。年轻人是性急的，或许还是急功近利的，他们不相信还能从这个半盲的九旬老人身上打听出什么茶事来。不过他们倒是喀喷喀呼地拍了不少相片，但这些相片最后也没有用出一张去。他们排来排去，杭嘉和老爷爷既不是当代茶圣，也不是茶界泰斗，忘忧茶座既不是江裕泰，也不是翁隆盛。杭嘉和老爷爷就这样心安理得地被隐到茶史的背页上去了。

倒反而是多年没有回杭的布朗，由迎霜提议，借着为茶博馆建云南竹楼，名正言顺地回了一趟老家。迎霜说这样一来他也算是为这件大事出过力了。竹楼就搭在馆内的斜坡之上，还没有搭好呢，就有不少游客来楼前拍照了。布朗对此深为得意，他喝了一点米酒，微醉酸酶，但绝不会从竹楼上掉下来，他骑在竹竿上，眼前是青山绿水，满坡茶树，还有红瓦白墙，修竹芭蕉，不禁兴起，就高声地唱起来了：

山那边的赶马茶哥啊，你为什么还没有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