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着镜子，把我齐肩的头发梳整齐了，扎上一条绿色的缎带，再淡淡的施了一层脂粉，妈说我这样打扮看起来最文静，而我就需要给人一个文静的感觉。这已经是我谋职的第五天了，与其说是谋职，不如说是到处乱撞，拿着一大叠剪报，满街奔波，上下公共汽车，淋着雨，各处碰钉子！今天也不会有结果的，我明明知道，却不能不去尝试。我手中有今天报上新刊登的几个人事栏的启事。第一则，是个私人医院要征求一个护士。第二则，是个没没无闻的杂志社，要一个助理编辑。第三则，是个公司，征求若干名貌端体健的未婚女职员。一切结束停当，大门呀的一声被拉开了，妈急急忙忙的跑上榻榻米，手里提着把油纸伞，苍白的脸上浮着个勉强的微笑。“哦，依萍，我到郑太太那儿给你借了把伞来，不要再冒着雨跑吧，弄出病来就更麻烦了！你的鞋子已经修好了……巷口那老头说，修鞋的钱以后再算吧。他……真是个好人呢！”

我看了妈一眼，她的脸色白得不大对头，我忍不住问：

“妈，你没有不舒服吧？”“哦，没有，我很好。”妈说，努力的微笑了一下。笑得有点可怜，我猜想，她的头痛病一定又犯了。她在床前榻榻米上铺着的一张虎皮上坐了下来，这张虎皮是从北方带出来的，当初一共有七张，现在只剩一张了。妈常常坐在这张虎皮上做些针线，寒流一来，妈的冬衣不够，就裹着这张虎皮坐在椅子里，把虎皮的两只前爪交叉的围在脖子上。在我们这简陋的两间小房子里，只有从这张虎皮上，可以看出我们以前有过的那段奢华富贵的生活。

“妈，我或者可以借到一点钱，中午不要等我回来吃饭，晚上也一样。我想到方瑜那儿去想想办法。”方瑜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

妈妈望着我，好半天才说：

“只怕借了钱也还不起。”

“只要我找到事就好了。”我说：“唉，真该一毕业就去学点打字速记的玩意儿，也免得无一技之长，高中文凭又没人看得起。”我拿了油纸伞，走到玄关去穿鞋子，门外的天空是灰暗的，无边无际的细雨轻飘飘的洒着，屋檐下单调的滴着水。妈又跟到门口来，看着我走出门，又走来帮我关大门，等我走到了巷子里，她才吞吞吐吐的说了一句：

“能早点回来，还是早点回来吧！”

我瞅了妈一眼，匆匆的点点头，撑开了伞，向前面走去。研究了一下路线，应该先到那个私人医院，地址是南昌街的一个巷子里，为了珍惜我口袋中仅有的那四块钱，我连公共汽车都不想坐，就徒步向南昌街走去。到了南昌街，又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个巷子，又黑又暗又狭窄，满地泥泞，我的心就冷了一半。在那个巷子中七转八转，弄了满腿的泥，终于找到了那个医院，是一座二层楼的木板房子，破破烂烂的，门口歪歪的挂着一个招牌，我走近一看，上面写的是：

“福安医院—留日博士林

专治：花柳、淋病、下疳、阳痿、早泄”

旁边还贴着个红条子，上面像小学生的书法般歪歪倒倒的写着几个字：“招见习护士一名，能吃苦耐劳者，学历不拘。”我深深吸了口冷气，连进去的勇气都没有，立即掉转身子走回头路，这第一个机会，就算是完蛋了！把这张剪报找出来丢进路边的垃圾箱里，再从泥泞中穿出巷子，看看手表，已将近十一点了。现在，只有再去试试另外那两个地方了，先到那个杂志社，地址在杭州南路，干脆还是安步当车走去。到了杭州南路，又是七转八转，这杂志社也在一个巷子里，也是个木造楼房，门口的牌子上写着五个龙飞凤舞的字：

“东南杂志社”

老实说，我就从没看过什么东南杂志，但，这五个字却写得满有气派，或者是个新成立的杂志也说不定。我摸摸头发，整整衣裳，上前去敲了敲门。事实上，那扇门根本就开着，门里是一间大约四个半榻榻米大的房间，房里塞着一张大书桌和一张教室用的小书桌，已经把整个房间塞得满满的了。在那大书桌前面，坐了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男人，穿着件皮夹克，叼着香烟，看着报纸，一股悠闲劲儿。听到我敲门的声音，他抬起头来，看看我，怀疑的问：“找谁？”“请问，”我说：“这里是不是需要一个助理编辑？”

“哦，是的，是的，”他慌忙站起身来，一叠连声说：“请进，请进。”我走了进去，他示意要我在那张小书桌前坐下，拿出一张稿纸和一支原子笔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