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满的春风大，一刮就是好几天。清晨，风刮得檐头上的小鸟卿卿嗽嗽地叫个不停。它们叫着，跳着，迎着大风去外面觅食。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和往日一样，又在盘算着这一天要干些什么。可是哈尔滨火车站前和往日大不一样了！通往南岗、马家沟、道外的几条马路完全戒严，只有紧贴车站往霓虹桥去的一条通道可以行人。前一段时间连这条通道也被卡死，站里站外憋得人山人海，有的旅客拿着长途火车票，眼看着火车开跑了，票白废了，气得直跺脚；有的妇女急得号陶大哭。敌人一看不行，这才下令开放这一条通道。人多、道窄，霓虹桥上挤得你喊我叫，前推后拥。挨近桥边铁栏杆的地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大兵。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凶狠狠地监视着每一个行人。任何车辆都不准通行了。这一来可苦了那些背包提货上下火车的人，他们流着热汗，喘着粗气，一步一步往前挪动着。有一位年过半百的老知识分子，穿着长衫，戴着礼帽，刚想去擦汗，一阵大风吹来，帽子刮跑了。这顶礼帽，翻滚着，蹦跳着向铁栏杆前飞去。老知识分子冲出人流，刚要去撵礼帽，忽听一声断喝：“巴嘎牙路！死了死了的给！”一把明亮的刺刀对着他探过来，吓得他一闪身，跌坐在地上。眼看那顶礼帽随风翻跳着，飞到几十米高的桥下去了。

王一民绕到道里，随着人流走过霓虹桥。桥下往西南一直到车站主楼，一字排开站的还是日本大兵。他们用刺刀把人逼到一条狭窄的通道上，不许擅越雷池一步。越接近车站，日本大兵排得越密，来往行人中贼眉鼠眼的可疑家伙也多起来。王一民一边走着一边往“纪念碑”方向张望，首先进入眼帘的是那八个鲜红大字：“赶走日寇，还我山河！”王一民心中不由得一喜：敌人竟还没有办法把它擦掉！

在碑下，面对着八个大字站着一大群人，多数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和警察制服的家伙。中间也夹杂着一些西服革履和长袍马褂的人。还有几个穿着“胸前四个兜，背后三叠口，中间横带走”的所谓日满协和服的人。因为这种服装当时才刚刚出现，穿的人还寥寥无几，所以人们就管最先穿上这种衣服的人叫抢头汉奸。

距离这群人不远的地方停着一排小汽车，旁边站着挎匣枪的随从和马弁。

碑下这群人对着八个大字，扬着头，挥着手，指着、叫着。两辆救火的消防车鸣着凄厉的笛声开来。顶盔贯甲的消防队员拽下水龙头，对准八个鲜红的大字猛冲起来。两条水龙，同时冲向一个目标，激起的水花随着大风向四处飘散着。

站在碑下的那群穿西服、长袍的家伙忙往后退，有的还要往小汽车里钻。可当他们发现站在最前面的穿黄呢子军装的人，像插在地上的木头撅子似的一动不动，后面穿警察服和协和服的人也没有往后退的意思，便不约而同地又一个一个溜了回来。

强劲的水龙猛烈地冲刷着八个大字，鲜红的大字不但没有褪色，经水一冲，又被才从地平线上升起的太阳一照，更加红光闪闪，耀眼生辉。；

王一民看到这情景，真想为之高声喝彩。可是就在他想喊而不能喊的时候，不远的地方竟有人笑出了声，声音虽不大，听得却很真切、熟悉。他心中一动，忙向笑声望去。原来竟是他的两个学生，八个大字的创造者——肖光义和罗世诚。这两个青年笑得那样天真，那样开心。这是冒着生命危险而大获全胜以后的无法抑制的笑。这犹如你用一种奇妙的方法，真的从老虎嘴里把它那锋利的牙齿全拔下来了，然后又看着它吼叫着，蹦跳着，既痛不欲生又无计可施的时候，你能不笑吗？是呀，是应该笑的。但是他们忘了时间和地点，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地方？敌人不会给我们欢笑的权利，伴着这欢笑而来的可能是残酷的镇压、血腥的屠杀。王一民想到这里急出了一身冷汗，他急于想制止这两个无畏而又天真的学生的忘我行动。但是隔着好几个人，他过不去，也不能过去。他心里一急，便用力咳嗽了一声。这一声对两个熟悉他的学生果然好使，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向他这边望过来。当他们发现那往日所敬重的老师，昨晚搭救他们出险的勇士，现在又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高兴得张开嘴巴，想喊出声来。王一民就抓住这短短的一瞬间，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这不是一般的瞪视，这里交织着恨、怨。爱的最复杂的感情。眼睛是会说话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就用一双眼睛办了许多大事。无怪有人捉住敌人时要蒙上眼睛，这不光是防止他看，也防止他说——用眼睛说话。刚才王一民那么一瞪，两个学生便立刻一缩脖子，把什么都憋回去了。王一民随即向周围瞥视了一下，跟着又细看了看。当他确信还没有引起“狗”的注意时，才长出了一口气。实际这时“狗”也都被两条水龙激起的浪花吸引过去了。

当王一民又转过脸来看“纪念碑”时，已经换了另一番景象。只见一群穿黄衣服的警察，在碑下像叠罗汉一样搭起高低不齐的好几座人梯，最上边的拿着新地板擦子，拼力地在八个大字上蹭着。哪知不蹭则已，一蹭更加明亮，下边站着的那群人就更加不安地骚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