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带的土豪走了吗？”

“没全走。”老头说，“有些去南昌没有回来，有的在碉堡里面。还有一些小土豪红白都不走，也不住碉堡。红军来了照苏维埃的办法，白军来了照国民党的办法。”

“红军家属受欺负吗？”

“怎么不受欺负？抽捐派款按人头算，每个还要罚款五到十块大洋，交不出钱就抓人顶钱。”一位青年大声说，“我们这有两个当红军的，他们以前欠了土豪的钱，后来一定要他们家里还，但无田无土，拿什么来还？土豪就到县里去告状，衙门里出了批，把他们的老婆顶钱还。”

红军战士气愤地说：“老婆也被人抢了！”

老汉垂着头，无神的眼睛眨了两下，慢慢说“我们这里最伤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退田。当着分了田的时候，大家得到一块地，好象从天上掉下来金子一样，下力耕种，哪晓得快要下喉了，又从口里吐出来。还有一件事是自由恋爱的婚姻也被拆散，害了多少人……”

旁边的青年农民接着说：“他老人家有个外甥女，从小就订婚。革命后，和一个姓李的自由，去年夏天国民党县政府叫他和李家离婚，去和革命前许过的朱家后生结婚。朱家后生，也和别的女子自由了的，照县的公事办，那个女子也应该和朱家后生离婚，另和以前许过的男子结婚。可是那个男子，也和另一个女子自由，这样一个连一个，从他老人家外甥女离婚起，共有四对半夫妇离婚。他的外甥女，以前名声很好，从这件事出来以后，有些人就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女冤家，其实她也很可怜呀……”

陈廉皱着眉头说：“他们都不会是愿意的。”

“谁愿意，不过是衙门里的公事，没有价钱讲，不然就要叫你‘脑袋吃草’，顶少也会叫你进笼子。”

“呵！”陈廉感慨而十分愤慨地说：“现在你的外甥女呢？”

“嗨！”老头皱着眉头，又羞又愤，似乎不愿意再说，但却不能不说，“她第二次结婚又生孩子了，她现在是做一家的老婆和两家的母亲。她想大孩子，却不容易见面；她也喜欢大孩子的父亲，却没有办法，回娘家一次就哭一次，直到第二个孩子出世，才揩干眼泪。”

“咦！”陈廉和他的战友，都愤恨而鄙视地说：“国民党！国民党真他妈坏！”

“是，同志！”老人亲切地叫着红军，“国民党把千千万万人的终身大事，随随便便改了——好象他们改标语一样，要涂就涂，要画就画，哪里替别人想一下……”

几个衣服褴褛的乞丐，又到红军面前讨吃的。陈廉自言自语地说：“讨口的人多了！”

“是，”老汉说，“多。”

青年农民接着说：

“我们这里现在有三多。第一是叫化子多；第二是病多；第三是鸦片烟多——你们看到田里种的烟苗吗？”

“看到了，一路都是。”

“苏维埃时代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