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老太爷不是没有锦衣玉食的机会，日本人找过他好几次，企图就此笼络东北势力。可是日本人怎。么逼，包老太爷也不肯出来当汉奸。

最后一大家子人穷得连饭都开不出来，包老太爷宁死也不肯丢人现眼，让他人知道家里败落。以他断事的能力，早巳料到包家日后的下场，眼不见为净，自尊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曾经歌舞升平、人欢马叫的包家大院败破了。包天剑自己那栋小楼更是物是人非，让他不堪回首，便带着三太太和孩子们回到北平，靠变卖家当过着每况愈下的日子。

北平那处房产，多数房子被汉奸霸占，他们只能住在后院几间小屋里，靠打小牌消磨日子。

抗战胜利后这栋房产虽然收了回来，可还是坐吃山空。到了后来，三太太不得不三天两头到董贵家要馒头吃，甚至打牌输了钱也向董贵举借，还一直拖欠着，等到钱不值钱的时候才还。

董贵还不好意思接下。包天剑就说：“拿着吧，再不拿着就更不值钱啦。”

一九四九年后，包天剑很快因病亡故，房子也卖了，当初四十多根条子到手的房子，只卖了十多根条子。显赫东北几十年的包家王朝，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幸好杂志社烧饭女佣阿苏看顾秋水可怜，每日将剩下的饭菜留给他一些，才使他不致流落到讨饭的地步。他像发迹前的韩信那样，只能乞食于漂母。

自然就落人“公子落难，小姐赠金”那样的套子。阿苏是到香港谋生的乡下女人，这样的女人在香港一般就是当下女，没有更多的盘算，不过在干完每天的工作，杂志社的同仁各回各家后，在空空洞洞的宿舍里与同样寂寞的顾秋水上床而已。他们甚至没有一起逛过街、看过电影，顾秋水在阿苏身上得到的只是享受、呵护而不承担任何责任。阿苏也从没要求过这些，就是没有正式“名分”，这样说妾不是妾、说女佣又不是女佣地跟着顾秋水过一辈子也安心安意了。阿苏明白自己的地位，没文化的乡下女人有什么好命?她对顾秋水说：“我就是跟着你当一辈子保姆也行。”对大多数男人来说，这是最为理想的一种两性关系。而且阿苏并不知顾秋水的底细，还以为他是家大业大的人，他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将来总有发迹的一天。悲愤之下，顾秋水将他落魄的经历写了一篇叫做《门客》的小说，居然得到发表，他才发现这也是一个挣钱吃饭的办法，真是挣扎活命中的一线曙光，哪里有二十世纪末小说家的潇洒——“玩儿”一把文学。或挣盒烟钱，再不像吴为那样把文学当个事儿。

从此他便开始写些小说或杂文，登在刊尾或报屁股上。特别是他写的《流亡十年记》，记录了追随包天剑，从九一八事变到香港前后下年的思想历程，深得著名进步人土金奉如的赞赏，便向风云杂志社社长邹可仁推荐。

杂志社也的确需要人手。邹可仁见顾秋水能写点东西，文去过延安，上过延安的抗大，这点资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合适的卒子。何况顾秋水七七事变前在东北大学当军训教官的时候，邹可仁同时为代理校长，还算是旧时相识。

邹可仁接过东北王们未竟的事业，又以：“民主”为旗帜，组织政党，招兵买马，以收复在东北的势力、财产，重新称王东北。他创建发行的《风云》杂志已是一块相当重要的舆沦阵地，又很会拉拢人，形势十分看好。退一步说，即便不能再称王东北，如果组党成功，也算一党一派，不管将来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执政，都是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个政客也有他的老练之处，在反右之风始于青萍之末就看出事情不妙，堂而皇之地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机灵地向周恩来总理递了个条子请假，提出要到香港料理家务。因为香港还是英国属地，去香港要通过外交途径办理手续。他的家的确在香港，这个理由很充分，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同意，当即在会上宜读了邹可仁写的条子，然后冷峻地巡视着会场，问道：“在座的还有哪位要走?我们可以一起办理手续，还可以派人相送。”偌大会场噤若寒蝉，鸦雀无声。只有邹可仁梗着脖子，决不收回自己的请求，并终于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茶开展之前，逃离开去。顾秋水就没有这样的高瞻远瞩和幸运，以极右派的下场告终。

八十年代邹可仁回内地访问，再没有人对他说“在座的还有哪位要走，我们可以一起办理手续，还可以派人相送”了，而是住北京饭店贵宾楼，享受着贵宾的待遇。

最受株连的却是金奉如，他那个“政委怎么当的，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失误?本该有所升迁的金奉如，从此终老在这个“政委’，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