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

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

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因此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路论，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书法领域内部，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颠倒、错位、裹卷、涡旋、复旧、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时肥时瘦，时浓时枯，但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立即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性变革的来临，纔能出现根本性的阻断。

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

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土披里纯”。①

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

①英文“灵感”一词的音译，五四前后常见诸报刊，有人还把这5个字写入白话诗中。

毛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大家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用的当然是毛笔。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著把文意口述给他听，他的毛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一页又一页，一迭又一迭，一本又一本，涌向书肆，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这或许是中国毛笔文化极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现，你看，就凭着毛笔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他们开始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们发现了原装酒，一喝，劲儿大多了，他们不再满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坛。

许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因学外文而放弃了毛笔。毛笔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广阔，他们变得义无返顾。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对毛笔文化的一次系统维护。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是窗户的开启者，又是大门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笔指点一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他们洞悉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重要的事。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他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但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对他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文房四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