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冬天，母亲告诉我，家乡的老屋无论如何必须卖掉了。全家兄弟姐妹中，我是最反对卖屋的一个，为着一种说不清的理由。而母亲的理由却说得无可辩驳：“几十年没人住，再不卖就要坍了。你对老屋有情分，索性这次就去住几天吧，给它告个别。”

我家老屋是一栋两层的楼房，不知是祖父还是曾祖父盖的。在贫瘠的山村中，它像一座城堡矗立着，十分显眼。全村几乎都姓余，既有余氏祖堂也有余氏祠堂，但是最能代表余氏家族荣耀的，是这座楼。这次我家这么多兄弟姐妹一起回去，每人都可以宽宽敞敞地住一间。我住的是我出生和长大的那一间，在楼上，母亲昨天就雇人打扫得一尘不染。

人的记忆真是奇特。好几十年过去了，这间屋子的一切细枝末节竟然都还贮积在脑海的最低层，一见面全都翻腾出来，连每一缕木纹、每一块污斑都严丝密缝地对应上了。我痴痴地环视一周，又伸出双手沿壁抚摩过去，就像抚摩着自己的肌体，自己的灵魂。

终于，我摩到了窗台。这是我的眼睛，我最初就在这儿开始打量世界。母亲怜惜地看着成日扒在窗口的儿子，下决心卸去沉重的窗板，换上两页推拉玻璃。玻璃是托人从县城买来的，路上碎了两次，装的时候又碎了一次，到第四次纔装上。从此，这间屋子和我的眼睛一起明亮。窗外是茅舍、田野，不远处便是连绵的群山。于是，童年的岁月便是无穷无尽的对山的遐想。跨山有一条隐隐约约的路，常见农夫挑着柴担在那里蠕动。山那边是什么呢？是集市？是大海？是庙台？是戏台？是神仙和鬼怪的所在？我到今天还没有到山那边去过，我不会去，去了就会破碎了整整一个童年。我只是记住了山脊的每一个起伏，如果让我闭上眼睛随意画一条曲线，画出的很可能是这条山脊起伏线。这对我，是生命的第一曲线。

这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天很冷，乡间没有电灯，四周安静得怪异，只能睡。一床刚刚缝好的新棉被是从同村族亲那里借来的，已经晒了一天太阳，我一头钻进新棉花和阳光的香气里，几乎熔化了。或许会做一个童年的梦吧？可是什么梦也没有，一觉睡去，直到明亮的光逼得我把眼睛睁开。

怎么会这么明亮呢？我瞇缝着眼睛向窗外看去，兜眼竟是一排银亮的雪岭，昨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下在我无梦的沈睡中，下在岁月的沟壑间，下得如此充分，如此透彻。

一个陡起的记忆猛地闯入脑海。也是躺在被窝里，两眼直直地看着银亮的雪岭。母亲催我起床上学，我推说冷，多赖一会儿。母亲无奈，陪着我看窗外。“诺，你看！”她突然用手指了一下。

顺着母亲的手看去，雪岭顶上，晃动着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是一片洁白，这个红点便显得分外耀眼。这是河英，我的同班同学，她住在山那头，翻山上学来了。那年我纔6岁，她比我大10岁，同上着小学二年级。她头上扎着一方长长的红头巾，那是学校的老师给她的。这么一个女孩子一大清早就要翻过雪山来上学，家长和老师都不放心，后来有一位女教师出了主意，叫她扎上这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顶，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你摔跤了我就上来帮你。”河英的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头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早，她就化作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像朝圣一样，透透迤迤走向学校，走向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