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女孩子坐在桌前的样子很安分——我只是走过去时从眼角里瞥了她一下，可是立刻得出了这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后，我依旧朝前走，但是心情渐渐地坏了起来。

不管怎么说，这几天我的心情一直不好，现在尤其地坏。当然喽，谁都会说，遇上我这样的倒霉事，人人都不可能有好心情。但那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说心情坏和心情真坏根本是两码事。我看人不顺眼，看树也不顺眼，不管是什么样的宣传画看上去都像和我作对——我并不想这样；我想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人在心情坏的时候一点也不想心情坏。

我是真的烦。我现在心里烦得连路也不想走了。我正在穿过图书阅览室。阅览室的后边是广播室，王海燕正在那里等我——在学校里，她要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就总是约我在广播室见面。她是校广播台的负责人，广播室简直成了她的私人会客室。最近我是那里的常客。她大概是以为在我这么倒霉的时候，她理应多表示一些同情和关心。我知道，她一直在为我的事情奔走，想凭她在行政楼里的小小地位挽回我的悲惨下场，可惜她也不过是一个学生会主席而已。虽然她的努力都失败了，但她还是在尽力地让我意识到，她是这个学校里最爱护我、关心我的人。其实我也明白这一点，但我最近开始烦起她来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我烦身边的一切东西，包括她。她频繁地约我会面，我简直在没见到她之前就可以背出她的所有措辞——无非是说叫我不要灰心、要争取在高三毕业之前把处分记录去掉，告诉我她有多关心我，她始终支持我，叫我有事去找她一类的话。我烦死了。我现在穿过阅览室的时候就在烦走路，我基本上是干什么烦什么。我还烦去见王海燕这件事，还烦坐在阅览室里的那些人。

为了不叫人家注意，我紧挨着墙壁走。墙上有一张宣传画剥落了，有人干脆把它撕了下来，只留下几处撕不掉的斑驳纸片，一副年深日久的傻样子——唉，写着我光荣大名的那张布告正贴在校门口。阳光照耀下，它显得簇新簇新，不知道什么时候它才能剥落得像这张宣传画似的面目全非。不知道，我这个烦得要命的人什么时候才会像旧宣传画一样被彻底遗忘。

我突然想，还是不要去了。去也是烦，不去也是烦，我去干什么呢？再去见王海燕，我对她的美好印象就会消失殆尽的。我还是不要去了。这个决定一冒出来，我就立刻站住，然后转身往回走。

是的，我折回去了。然后我看见刚才那个女孩子还是专心致志地坐在原地，埋头读她的书，长头发温柔地保护着她的脸。我想我这个人大概是不正常了，我竟会笔直地向她走过去，往她桌对面一坐，带着一副认识她很久的神情。唉，我是不大正常了。她并不特别漂亮，也没有什么地方吸引我——也许是为了她自始至终安分地坐在桌子前面的姿势吧，我不懂。全校人都认识我——自从被处分的消息全校通报，我就摆脱不掉这个梦魇了。惟独她，安分地坐着，一点也不把我放在心上。她的两腿并得很拢，伸长了双臂，把合着的两手插在两腿中间，身体略略往前倾，头却是低低地垂着，她的长发轻轻摩挲着她的脸、她的肩——也许是她的这个姿势打动了我。

我坐到她对面时，她抬头轻轻看了我一眼——她脸上的那个表情，表示她并不认识我，真个地令我非常感动。她也没笑，也没不笑，给我一种印象，仿佛她是从她眼底那本书里冒出来的一个人——确切地说，是一个精灵，因为人毕竟是这个世界的，而她像从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时间来，跟这个学校、这个城市、这个千真万确的世界没有任何联系。我真感动。我被她和世界的这种没有联系打动了。她是一个一分钟之前还不存在的彩色气球，在我眼前晃动。

猛地我开口说起话来了——我说什么呢？我说：

“我就是被处分的那个人。”

她把眼睛从书本上移开，第二次看我。她疑疑惑惑地打量着我，问：“你在跟我说话？”

“我就是那个被处分的人。”我重复道。

她仍然是那个和她不相干的眼神，望着我，半张开嘴：

“为什么？”

“作弊。”

她不要是有点怕了，怕碰到神经病。是的，她一定有点怕，她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像正站在十步开外看我，实际上她就在我的眼前。不管她怕不怕，我没有停下来，我已经失去了自制力，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我被处分的来龙去脉：樊斌怎样急切地呼唤我的答案、我怎样一丝不苟地把解题过程抄下来、怎样把纸团丢向他、监考老师怎样发现了我们的“交流”、怎样把纸团塞进屁股上的裤子口袋里、班主任怎样骂我们、李老师怎样给我们打了零分又怎样希望掩人耳目、一个匿名的乌龟王八蛋怎样把我们出卖给校长、校长怎样派那个青春期的政教处干部来审讯我们、喇叭里怎样通报我们被给予警告处分的决议，那张破烂布告怎样被贴在了校门口……我一直对自己说，不要提起处分的事，不要提起混账的处分的事，因为我就怕会出现现在这样没完没了的情况。我喋喋不休，活像个女人似的说着，奇怪的是，我说这件事时，是那么漠然的一种口气，倒有些隔岸观火的意思——而事实是，传纸条的是我，被像个诈骗犯一样抓到的是我，倒霉的也正是我。我几乎不带任何感情地叙述，既没有语气也没有动作，简直没有什么标点符号表示停顿。这可太丢面子啦，我痛苦地在心里想，嘴上却不住地讲述。我的这种文字水平差不多可以用它来写小说。

她脸上的表情有什么变化？我已经来不及去注意了。我是满心的愤懑，对全世界的愤懑，我的愤懑如此之大，以至于我顾不上去注意坐在对面的是她——是这样的，我好像是越过了她的身体、忽视她的存在、注视着她的背后在叙述我倒霉的经历。那么，她的后面是什么呢？

世界的尽头。

她的后面是我世界的尽头，而她——我竟会有这诗意的幻想，真叫我吃惊——是我世界尽头的保护人。

我世界尽头的这位保护人，在我叙述的全过程中始终没有吱声，也没有动。她坐在我的对面，好像和我、和这学校、和这世界没有任何关系。直到我的叙述结束，她也仍然没有动，不出声地望着我。她的眼睛又大又透明，她薄薄的长发温柔地摩挲她的面颊。

让我再想一想她的那对眼睛，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悄没声息地望着我——我说，它们又大又透明，因为它们确实是透明的，是纯粹的透明。有一种很滥的说法，宣称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眼睛不是这样，她的眼睛是“世界的窗户”。我看不见她的心灵，可是我在那对透明的眸子里看到了这个世界！她这个人在那里，差不多像没有人在那里，因为你感觉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看见她后面的东西；惟一的不同是，她的眼睛给这世界带来了一种光，一种纯粹的、透明的折射光，一种不带颜色但是看得见的光。

让我再想一想她那对又大又透明的眼睛！

她望着我，透明地望着我。接着，她说：

“人都走光了。”

她说的时候，也不像笑，也不像没笑，她也没有环顾四周，只是十分有把握地、透明地望着我，说：“人都走光了。”

我扭头看看四周——阅览室里空无一人。

我忽然恨她，她让我说出了一切，然后说，人都走光了；她那么缺乏意义，仿佛我的愤懑都是些无聊的把戏。我恨她，我发疯似的渴望再看一看她透明的眼睛，我恨她。我掏出笔，几乎野蛮地抢过她手里的书，在那一页的空白处写下我的名字，然后把书扔还给她。她先看看我，眼睛里有一种深深的退缩，接着看看书，轻声念道：

“秦庾？秦庾……”

她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的名字，接着把书一合，扭头就走，留下发怒的我坐在原地。我很喜欢她走路的样子，叫人忘记她是用脚走路的。我依然在恨她，而今这恨又多了一层意义：她把书一合，扭头就走，倒好像我的名字是一个无聊的把戏！惟独她不属于这个世界，惟独她什么也没有，惟独她跟我没有关系。

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出乎意料而美丽。她走到阅览室门口，忽然停下脚步，头微微一低，然后蓦地转过身，莞尔一笑，动作那么轻巧、飘逸，我还以为她根本没有重量，而只是一个飘浮在空气中的金色气球！过去我从来不知道简单的转身动作会这么优美，我简直无法发现她是在何时、用何种方式转身的！正午的阳光照在门口，她那一转身似乎带动了她周围的空气，把阳光聚集到她身边，画出一圈圈熠熠闪光的螺纹线。她的声音暖洋洋的，恍若螺纹线似的转动。她说：

“我叫吉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