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说：人呢？小女孩长大了不也可以生小孩儿吗？

父亲说：那可不一样。

姑姑说：有什么不一样！

父亲见姑姑急了，不再与她争辩。

母牛调过头，舔舐着小牛身上的粘液。它的舌头上仿佛有灵丹妙药，舔到哪里，哪里就获得了力量。大家都感慨万端地看着这情景。我偷眼看到，姑姑的口半张着，眼神很慈爱，仿佛那老牛的舌头舔到了她身上，或者她的舌头舔到小牛身上。等母牛的舌头差不多舔遍小牛身体时，小牛抖抖颤颤地站了起来。

我们张罗着找脸盆，倒水，找肥皂，拿毛巾，让姑姑洗手。

奶奶坐在灶前，拉着风箱烧火，母亲站在炕前擀面条。

姑姑洗完手，说：饿死我了！今晚我要在你们家吃饭。

母亲说：这不就是你的家吗？

奶奶说：是啊，才不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几年呢。

这时，大奶奶在我家院墙外，呼唤姑姑回去吃饭。姑姑说，我不能白给他们家干活儿，我要在这里吃。大奶奶说：你婶子过日子急，你吃她一碗面，她会记一辈子的。我奶奶提着烧火棍跑到墙根，说：你要是馋了呢，就过来吃一碗，要不就滚回去。大奶奶道：我才不吃你的东西呢。

面条煮好后，母亲盛了满满一大碗，让姐姐给大奶奶送过去。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姐姐跑得急，摔了个狗抢屎，那碗面条泼了，碗也碎了。为了不让姐姐回来挨骂，大奶奶从自家碗橱里找了一个碗让姐姐端回来。

姑姑是个极其健谈的人，我们都愿意听她说话。吃完面条后，她背靠着墙壁，侧坐在我家炕沿上，打开了她的话匣子。她踩着百家门子，见识过各种各样人，听过许许多多的逸闻趣事，转述时又毫不吝惜地添油加醋，这就使她的谈话像评书一样引人入胜。八十年代初，当我们从电视里看到刘兰芳的评书连播时，母亲就说：这不分明就是你姑姑吗？她要不当医生，说评书也是一张好嘴！

那晚上的谈话，还是从她在平度城里与日军司令杉谷斗智斗勇开始。那时我才七岁，姑姑看我一眼，说，跟跑跑差不多大，就跟着你们的大奶奶和你们的老奶奶去了平度城。到了那里就被关在一间黑屋子里，门口有两条大狼狗看着。那些大狼狗平日里吃的都是人肉，见了小孩子就伸舌头。你大奶奶和你老奶奶整夜地哭，我不哭，倒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明。在黑屋子里关了不知道几天几夜，把我们挪到一个独立小院里，院子里有一棵紫丁香，那个香啊，熏得我头晕。来了一个穿长袍带礼帽的乡绅，说是杉谷司令要请我们赴宴。你老奶奶和你大奶奶只知道哭，不敢去。那乡绅对我说：小姑娘，劝劝你奶奶和母亲，让她们别怕，杉谷司令没有害你们的意思，只是想跟万六府先生交个朋友。我就说：奶奶，娘，别哭了，哭管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来吗？哭能哭倒万里长城吗？那乡绅拍着手说：说得好！小姑娘太有见识了，长大了肯定是非凡人物。在我的劝说下你们老奶奶和你们大奶奶不哭了。我们跟着那乡绅上了一辆黑骡拉的轿车，不知拐了多少弯。进入一个高门大院，门口站着双岗，左边是黄皮子，右边是日本兵。那大院很深，从大门进去，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仿佛永远走不到头。最后进入一个大花厅，门窗隔扇都是雕花的，太师椅子都是檀木的。那杉谷司令穿着和服，手里握着一把折扇，不紧不慢地摇着，一看就是个文化人。说了一些之乎者也的话就招呼我们上席，一张大圆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你们老奶奶和大奶奶不敢动筷子，我可不管那一套，吃这个狗日的！用筷子不得劲，索性用上了“皮笊篱”，大把抓着往嘴里塞。杉谷端着酒杯，笑眯眯地看着我吃。吃饱了，双手放在桌布上一擦，我的困劲儿就上来了。我听到杉谷问我：小姑娘，让你父亲到这里来好不好？我睁开眼，说：不好。杉谷问：为什么不好？我说：我父亲是八路，你是日本，八路打日本，你不怕我父亲来打你吗？

说到此处，姑姑捋起袖子看了一下手表。那时候全高密县里不超过十块手表，我姑姑竟然戴上了手表。哇！我大哥一声惊呼，我们家只有他见过手表。他当时在县一中上学，他们的从苏联留学回来教俄文的老师戴着一块手表。我大哥哇完之后就喊：手表！我与姐姐也跟着喊：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