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贺拉斯发挥了他的类型说，而抛弃了他的典型说。此外贺拉斯还提出了“定型”说。所谓定型说，就是借用古人已经用过的题材和人物性格，古人把一个人物性格写成什么样，后人借用这个人物性格，也还是写成什么样。比如写阿喀琉斯这个人物，就应象荷马那样，把他写成“暴躁、残忍和凶猛的人物”。贺拉斯的理论在西方产生很大影响。他的信徒中包括布瓦洛、普德维迦、孟德斯鸠等人。甚至丹纳也认为美的事物就是很清楚地显示“种类特征”的事物。类型说和定型说的哲学基础是普遍人性论。它所以长期得以流行，理由大体有两个：一是过去统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要求一切都规范化和稳定化；一是统治阶级一般倾向于保守，他们更喜欢自己所熟知的人物和故事。

十八世纪以来，典型观发生了两个重大转变，这就是在共性与个性的对立关系上，重点由共性转向个性，并终于达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人物行动的动因方面，由蔑视或轻视环境转向重视环境，甚至比人物性格还看得更重要。这种转变主要是由近代社会政局的激变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造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开其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黑格尔的基础上又集其大成。

黑格尔的出发点是所谓的“理念”，他给美下的定义“理念的感性显现”带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烙印。不过他毕竟认识到了典型人物性格与典型环境的统一，而典型环境起着决定典型人物性格的作用。他把环境称作“情境”，在这种情境中，当事人须在行动上决定何去何从，这时才显出他的性格。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人物性格是由一定历史环境决定的，而且是矛盾辩证发展的结果。不仅如此，还应指出，黑格尔虽从理念出发，却把重点放在“感性显现”上，强调“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典型观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恩格斯给敏考茨基、玛哈克奈斯和保恩斯特的信中见出。恩格斯在给敏考茨基的信中批评了她的小说《旧人和新人》主要人物过于理想化，“个性消融到原则里去”，同时异常扼要地阐述了典型的共性与个性统一的原则：“……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

恩格斯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在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的要求。他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这里，典型问题与现实主义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而使这两个概念获得了新的更为明确的含义，这就是要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指责拉萨尔的《佛封济金根》没有抓住农民战争这个主要矛盾，把一个已没落而仍力图维护特权的封建骑士写成一个要求宗教自由和民族统一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指出他的最大过错正在于不够莎士比亚化，而是采取了席勒方式，把一些个别人物转化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把典型环境看作决定人物性格的因素，而典型环境的内容首先是阶级力量的对比。

第12封信主要讨论悲剧与喜剧这一对范畴，因为它们在西方美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戏剧本身就是一种最生动鲜明的艺术，一种和观众打成一片的艺术。人人爱看戏，不少人都爱演戏。戏剧获得了越来越蓬勃的发展，黑格尔曾认为戏剧是艺术发展的顶峰。例如古希腊、文艺复兴时代的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戏剧都处在时代前列，领导了当时的文艺风尚。戏剧的这种崇高地位是怎么形成的呢？朱光潜认为，喜欢做戏是人的普遍性冲动。不但人，就连猴子鸟雀也爱模仿同类动物乃至人的音容笑貌和行为动作来做戏。不但成年人，就连婴儿也爱模仿所见到的事物，表现出丰富的想象力。他认为戏剧的许多道理就寓于“儿戏”之中，“儿戏”的快乐中就包含有美感。人既然有生命力，就要使他的生命力有用武之地，就要行动，行动就能发挥生命力，就感到舒畅；不动就感到憋闷，憋闷就是生命力被堵住，不得畅通，就感到愁苦。因此，不能否定文艺（包括戏剧）的消遣作用，消遣的不是时光而是过剩的精力。平时我们从事着比较单调的劳动，只有部分生命力得到发挥，其他大部分生命力则遭到了囚禁，难得全面发展，艺术特别是戏剧，却给人提出了发挥其遭到囚禁的生命力的机会，戏剧既表现为动态，也表现于静态，既生存于时间中，又生存在空间里，既诉诸于人的听觉，又诉诸于人的视觉，戏剧是一种综合性最强的艺术，戏剧所产生的美感在内容上当然也就是最复杂、最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