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声音就是流传在高密一带的地方小戏猫腔。这个小戏唱腔悲凉，尤其是旦角的唱腔，简直就是受压迫妇女的泣血哭诉。高密东北乡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够哼唱猫腔，那婉转凄切的旋律，几乎可以说是通过遗传而不是通过学习让一辈辈的高密东北乡人掌握的。传说一个跟随着儿子闯了关东的高密东北乡老奶奶，在她生命垂危的时候，一个从老家来的乡亲，带来了一盘猫腔的磁带，她的儿子就用录音机放给她听，当那曲曲折折的旋律响起来时，命若游丝的老奶奶忽地坐了起来，脸上容光焕发，目光炯炯有神，一直听完了磁带，才躺倒死去。

我小时经常跟随着村里的大孩子追逐着闪闪烁烁的鬼火去邻村听戏，萤火虫满夭飞舞，与地上的鬼火交相辉映。远处的草地上不时传来狐狸的鸣叫和火车的吼叫。经常能遇到身穿红衣或是白衣的漂亮女人坐在路边哭泣，哭声千回百琳，与猫腔唱腔无异。我们知道她们是狐狸变的，不敢招惹她们，敬而远之地绕过去。

听戏多了，许多戏文都能背诵，背不过的地方就随口添词加句。年龄稍大之后。就在村子里的业余剧团里跑龙套。扮演一些反派小角，那时演的是革命戏，我的角色不是特务甲就是匪兵乙。“文革”后期，形势有些宽松，在那几个样板戏之外，允许自己编演新戏。我们的猫腔《檀香刑》应运而生。其实，在清末民初，关于孙丙抗德的故事就已经被当时的猫腔艺人搬上了戏台。民间一些老艺人还能记住一些唱词。我发挥了从小就喜欢编顺口溜制造流言蜚语的特长，与一个会拉琴会唱戏出口成章但一个大字不识的邻居叔叔编写了九场的大戏《檀香刑》，小学校里一个爱好文艺的右派老师帮了我们许多忙。我与小伙伴们第一次去看火车，就是为了编戏“体验生活”。小说中引用的《檀香刑》戏文，是后来经过了县里许多职业编剧加工整理过的剧本。

后来我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对猫腔的爱好被繁忙的工作和艰辛的生活压抑住了，而猫腔这个曾经教化了高密东北乡人民心灵的小戏也日渐式微，专业剧团虽然还有一个，但演出活动很少，后起的年轻人对猫腔不感兴趣。1986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当我从火车站的检票口出来，突然听到从车站广场边上的一家小饭馆里，传出了猫腔的凄婉动人的唱腔。正是红日初升的时刻，广场上空无一人，猫腔的悲凉旋律与离站的火车拉响的尖锐汽笛声交织在一起，使我的心中百感交集，我感觉到，火车和猫腔，这两种与我的青少年时期交织在一起的声音，就像两颗种子，在我的心田里，总有一天会发育成大树，成为我的一部重要作品。

1996年秋天，我开始写《檀香刑》。围绕着有关火车和铁路的神奇传说，写了大概有五万字，放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明显地带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于是推倒重来，许多精彩的细节，因为很容易有魔幻气，也就舍弃不用。最后决定把铁路和火车的声音减弱，突出了猫腔的声音，尽管这样会使作品的丰富性减弱，但为了保持比较多的民间气息，为了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我毫不犹豫地做出了牺牲。就像猫腔不可能进入辉煌的殿堂与意大利的歌剧、俄罗斯的芭蕾同台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不大可能被钟爱西方文艺、特别阳春白雪的读者欣赏。就像猫腔只能在广场上为劳苦大众演出一样，我的这部小说也只能被对民间文化持比较亲和态度的读者阅读。也许，这部小说更合适在广场上由一个嗓音嘶哑的人来高声朗诵，在他的周围围绕着听众，这是一种用耳朵的阅读，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为了适合广场化的、用耳朵的阅读，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在小说这种原本是民间的俗艺渐渐的成为庙堂里的雅言的今天，在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压倒了对民间文学的继承的今天，《檀香刑》大概是一本不合时尚的书。《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