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在乡间，常见夏天的中午一头头水牛浸在池塘中消暑，总有群蜂围着它们转。有的水牛被吵得不耐烦了，会甩起尾巴驱赶一下，而有的水牛则纹丝不动。群蜂先是集中在甩动的尾巴附近，恣意逗乐，但时间一长，全都向着纹丝不动的水牛进攻了。它们不是在纹丝不动中寻找安全，恰恰相反，它们一浪接一浪地去招惹，频率越来越快，恨不能把顽石般的水牛整个儿挑动起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目睹过类似的现象。

一个同学，来自农村，生怕城市里的同学瞧不起，成天找机会作态，连夜间上厕所时穿的拖鞋都坚持用木拖板，响彻楼层，还声言是“保持贫农本色”。这样的人，“文革”一来，很容易造反。一天，造反派开会斗争教师，适逢他外出，回来后听说，深感失落，居然决定一个人拉一名教师出来游街，补补“风头”。他来到集中关押教师的地方，吆喝几声，教师们诚惶诚恐，唯独余上沅教授不惊不怒，平静如水。这个同学一看，突然傻住，似有恐惧，然后火气上扬，独独把余上沅教授拉出来，由他一个人押着，在校园里游街，招摇过市。作为这次恶性事件的代价，这个同学在十年之后被审查了很长时间。

这个同学犯了错误，但我们都熟悉他，深知他其实并不坏，此前此后也没有做过其它更坏的事，那次冲动，完全是他长久来煎熬于内心的过度自卑和过度自重的突然迸发，迸发的直接起因是两重失落，失落于一种热闹，又失落于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静。

但是，这种突然迸发有时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据报载，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洛阳工学院一个姓金的硕士研究生，由于长期以来觉得老师和同学处处看不起他，在交纳课程重修费的时候，突然举起水果刀，向一位正在开发票的女教师猛刺十三刀。直到被警方逮捕，他在监狱里清醒了一阵之后才沉痛地说：“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老觉得别人有意和我过不去，现在想想并没有什么根据，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其实都挺好的。”他还说，他并不是针对那位被刺的女教师的，如果那天路上碰到别的老师和同学，心里觉得过不去，也会举刀。

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心理病灶的夸张性诱发，他心中的恶狼放出来了。这只心中的恶狼也会吃人，既吞噬了别人，也吞噬了自己。由此联想开去，那个在美国爱荷华用手枪刺杀了多名物理学教授的中国留学生卢刚，也进入了类似的心理程序，当然后果更加严重，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卢刚是博士研究生，洛阳的那位是硕士研究生，云南那个叫孙玉峰的人什么也不是，但在自己村庄里也足可自命为一个孤独的哲人了。他们最后都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中，干下了人世间第一等的坏事：杀人。因此，我们切莫轻视了这只心中的恶狼。

据我看，这些人的心中之所以会培育出一只恶狼出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