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不见，朝思暮想，每一次都把父亲的归来想象得轰轰烈烈，但父亲真的归来竟然是这样的普通平常。他没戴帽子，一头油腻的乱发上沾着几根麦秸草，那个小女孩头发上也沾着麦秸草，仿佛他们是刚从麦草垛里钻出来的。父亲的脸有些浮肿，耳朵上长满冻疮，下巴上生着一些黑白夹杂的胡须。他的右肩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黄色帆布挎包，挎包的背带上拴着一个白色的搪瓷缸子。他穿着一件油腻发亮的旧式军用大衣，胸前的棕色扣子掉了两个，但缝扣子的线头还在，扣子的痕迹清晰可见。他穿着一条看不出什么颜色的裤子，脚上穿着一双高的牛皮靴子，这双靴子有八成新，几乎装到了他的膝盖，虽然靴面上沾着黄泥，但子部分光亮如漆。父亲的高皮靴让我一下子就回忆起了他往昔的光荣，如果没有这双靴子，那天早晨，他在我的心目中就会暗淡无光。那个牵着父亲的手跌跌撞撞地小跑着的女孩头戴着一顶红绒线织成的小帽，帽顶上簇着一个蓬松的绒球，随着她的跑动那绒球毫无规则地跳跃。她穿着一件肥大的酱红色羽绒服，衣服的下摆几乎垂到了脚面，这件大衣服使她像一个吹涨了的皮球，使她的跑动像皮球的滚动。女孩面色很黑，双眼很大，睫毛很长，两道浓密得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眉毛在鼻梁上方几乎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条漆黑的直线。她的眼睛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父亲的相好——母亲的仇敌——野骡子。我对野骡子不但不恨，甚至很有好感，在她与父亲逃跑之前，我最喜欢到她的小酒馆里去玩，我在她那里能够吃到肉是我对她有好感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我感到她对我很亲，当我知道了她是父亲的相好之后，更是感到了一种异样的亲情。

我没有喊叫，也没有像我多次想象的那样，见到他后就不顾一切地扑到他的怀里向他诉说他走后我所遭受的苦难。我也没有向母亲通报他的到来。我只是闪到大门一侧，僵硬地站着，像一个麻木的哨兵。母亲看到大门洞开后，双手扶住车把，将小山般的拖拉机开了过来。就在她将车头对准了大门洞子时，父亲牵着那个小女孩正好也到了大门外边。父亲用很不自信的腔调喊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