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我倒担心起故乡人如何对待这本书了,既然张狂着要树一块碑子,他们肯让我竖吗,认可这块碑子吗?清风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寻着根根蔓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不至于太没本事,要写老虎却写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讳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几年前我写《商州初录》,有人就大加讨伐,说“调子灰暗,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给农民看,甭说为人民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连‘进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说:人有石头,上帝有云。而如今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乡,有许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说,说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磨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我听说过甚至还亲眼目睹过,一个乡级干部对着县级领导,一个县级干部对着省级领导述职的时候,他们要说尽成绩,连虱子都长了双眼皮,当他们申报款项,却惶了还再惶,人在喝风屙屁,屁都没个屁味。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中的有关材料和数据,特在此说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