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俊奇就为这事恼了的，从此不再搭理他。我瓜呆呆地顺着街朝东走，我想哭，眼泪就一股子流出来。这时候，君亭、秦安和夏天义正好要往水库去，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要往水库去，夏天义就说：“引生引生，咋啦？”我说：“没咋。”夏天义说：“没咋了头扬得高高的走！”君亭说：“你有事没？”我说：“没事。”君亭说：“没事了跟我们到水库去！”秦安说：“要他去干啥？”君亭说：“烂套子也能塞墙窟窿。”对我说，“你去不去？”我说：“去。”君亭说：“要去，把这只公鸡逮了提上！”路边是庆金家，一只大吊冠子公鸡领了两只母鸡在刨食，大吊冠子公鸡骄傲得很，绕着左边的母鸡转一圈，再绕着右边的母鸡转一圈，然后拉长了脖子唱歌。我脱下鞋一下子砸过去，它跌趴在地上，就把它逮住了。屋里的淑贞跑出来，尖锥锥地叫：“土匪呀？土匪呀！”君亭说：“甭喊啦，过后我给你鸡钱！”

我们就这样到的水库。水库在清风街北十里地，一九七六年修建的时候，他们三人都曾在工地上干过，君亭的爹就是在排除哑炮时哑炮突然又爆炸了被炸死的。到了水库管理站，我才知道是来要求放水的，但君亭没让我和夏天义进站，说他和秦安能摆平事的。我说：“我还以为叫我来能打架哩。”君亭说：“你好好陪你二叔，就在这儿等消息。”他给我撂了一盒纸烟，把公鸡和酒拿走了。我明白，两军谈判的时候要布下重兵才谈判的。我也明白，最大的武者是不动武。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有钱没？谁敢说没钱？！但毛主席身上从来不带一分钱！这是夏天智在去年给我说过的话。

我和夏天义坐在管理站外的土塄下，夏天义一根黑卷烟接一根黑卷烟吸，可能是吸得嘴唇发烫，撕了一片核桃树叶又嚼起来。他突然说：“引生，早上见你时，你哭啥么，眼泪吊得那么长？”夏天义是白雪的二伯，他肯定知道我对白雪的事，肯定在现在没事时要狗血淋头地骂我一顿了。但他没有，一句关于我自残和住院的话都没有，他竟然在问：“你爹的三周年是不是快到啦？”我说：“二叔还记得我爹？”夏天义说：“人一死就有了日子，怎么都三年了。你爹要是活着，清风街不会这么没水的。”我的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夏天义说：“天不下雨，你这眼泪咋这多？！君亭叫你来，我还以为你记恨他，不肯来呢。”我说：“你和君亭也吵过，你也来了么。”夏天义说：“你行，你像你爹！这天旱得怎么得了，麦季已经减产，若再旱下去，秋里就没指望了。”我说：“大家都怀念你哩。”夏天义说：“是吗？都咋说的？”我说：“说你在任的时候，没大年馑。”夏天义说：“那是天没旱过。”我说：“为啥天没旱过？还不是你福大命大，福大命大才能压得住阵哩！”夏天义说：“不管别人怎么说，这话你不要说。”我偏要说，我说：“二叔，我给你说句实话，现在的干部不如你们以前的干部了，天气也不是以前的天气，这叫天怨人怒！”夏天义又开始吸他的黑卷烟，他的黑卷烟呛人，加上他一直把吸过的烟头保存在脱下来的鞋壳里，脱了鞋的脚散臭，熏得我都要闭了气。他说：“天是不是在怨我不敢说，人的确怒了。清风街是多好的地方，现在能穷成这样……”夏天义开始嘟囔，不知是在对我说，还是说给他自己，算起了一笔账：一亩地水稻产六百公斤，每公斤售价八角六分钱，小麦产一百五十公斤，一公斤售价一元六角钱，如果四口之家，一人三亩地，全年收入是七千元。种子三百元，化肥五百元，农药一百元，各种税费和摊派二千五百元。自留口粮一千五百公斤，全以稻价算是一千二百九十元，食油二百五十公斤，油价按每公斤一元六角又是四百元，共计二千五百元。七千元减去二千五百元，再减去二千五百元，剩下二千元。二千元得管电费，生活必需品，子女上学费用，红白事人情往来花销，还不敢谁有个病病灾灾！这样算仍还是逢着风调雨顺的年景，今年以来，一切收入都在下滑，而上边提留摊派，如村干部的补贴，民办教师的工资都提升了，化肥、农药、地膜和种子又涨了价，农民的日子就难过了。夏天义忧愁上来，额颅上涌了一个包。我说：“二叔，你算得我头疼哩，不算了，不算了，糊里糊涂往前走，不饿死就行了。”夏天义说：“你咋和你爹一个德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