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居高临下地在我背后用一根稚嫩的手指在我头上狠狠地戳了几下，“你们大家看看这个坏蛋的丑恶嘴脸，这坏蛋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毒凶狠得很！他一个人就打死了八个无辜的革命群众！前些日子他偷偷流窜到伟大首都来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幸好及时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使他的阴谋没有得逞。今天我们大家要押他回他来的地方叫他去受应有的惩罚。革命群众必须提高警惕，人人都有监督批判他的革命权利！大家要擦亮眼睛，严防他在列车上又拉拢群众，阴谋破坏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秩序。大家听清了没有？”

看不出这个面目清秀的小姑娘还真伶牙俐齿并且会编故事。这样的话她连说了几遍，特别把语气的重点放在我打死了八个人上面。开始念毛主席语录的时候车厢里乱哄哄没有几个人注意，但听见我一个人打死了八个人全车厢二百多人突然鸦雀无声，都将惊讶的目光盯着我，远处的人还学她的样子踩上座位伸出长长的脖子，力图看清我的嘴睑如何丑恶，同时发出一片“呀呀哦哦”的恐慌议论。小姑娘宣布完了，小将们又齐声高呼了几句“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之类的口号便昂首阔步扬长而去。他们留下的空座位立即引起一阵争夺，革命群众又互相对骂。

列车开动后车厢终归于正常，我就成了旅客们旅途中议论的话题。有的说听那些“小息子”的！他要是打死了八个人早就枪毙了，还由他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坐火车？有的说“小惠子”可都戴了红袖章，说的话总有点来头，不会无缘无故冤枉好人，你没见这家伙一个屁都不敢放。有的说最好离他远点，你没看他脸色铁青，没准什么时候他又犯横打人。有的主张告诉列车员，车厢里有这么个打死了八个人的危险家伙对大家都是个祸害。于是人们又纷纷埋怨革命小将，一致认为他们应该通知列车员而不应把看管的责任推给旅客，万一发生问题由谁负责？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悄悄和她同行的男人换了座位，那男人实在无处可逃只得心惊胆战地用半个屁股挨着我坐，一路上连看也不敢看我。

我又可气又可笑又可悲，没料到“小思子”们会想出这样的诡计，偷击不成便在大庭广众中糟踏我，叫我对他们无可奈何。难道我能站起来为自己辩解说我是个诗人？诗人同样是危险的坏蛋。难道我能说那些“小思子”在说谎？小将们可都身穿军装佩戴红袖章，那是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符号，在政治上占绝对的优势。人们猜测得对，总不会一点原因都没有，我至少是个“劳改释放犯”，不管我怎样辩解都等于放屁。

但我有更多可想的，那就是我的母亲。想起她老人家我也就由人们去说吧，我想这时候她老人家应该知道我已离开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