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有很好的感受力，声声大笑，轻轻擦泪。只可惜演讲的时间实在不够。

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从密密层层的人海里挣扎出来。

刚刚松一口气，一群记者包围上来，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

“有人说，你们这次出去是因为中国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乐部，是要扭泥作态地去组建一个老人俱乐部，对吗？"

“你出发后国内突然有好多人发表文章骂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反击？"

“有人批评你在岳麓书院演讲中揭露盗版有失风度，请回应！"

“有人发表文章说，电视台就是广告商，作为一个文化人与他们联姻，合适吗？"

这些问题其实与四川记者无关，他们只是转述和询问罢了，但我还是抱头逃奔，只是为了不让我的伙伴们听见。这些伙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现在旅程还没有结束，如果知道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如此说话，真不知会有什么粗犷的反应。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住拐寸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

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

其实几平所有的中国r人都深有感触：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立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会一再地对着中华文明发问：你那么伟大，为什么又那么使人劳累？

刘长乐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叫《东方主义》的书，我随手一翻就读到一段话，是一个叫约翰一布侃（如hnBuchan）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足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

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国的过去和后来。中华文明的力量，不在于永远不被人耻笑，而是迟早会结束被人耻笑的状态。

但是，这段话中有一些关节仍然值得注意。我们在考察途中一再赞叹中国古代对于“外伤”（如远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这段话则描述了一个“内耗”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聪明的头脑加在一起必定什么也不是，互相攻陷的理由又必定是空洞又花哨。

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我想起了已故的文化学者梁漱溟先生的一个说法。／又十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先生在一个文化讲习班上发言。说他不赞成“中国进步太慢”的说法，因为慢也会积累进步，但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了飞机和卫星，因此关键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没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人伦关系上了。一开始把心思放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并没有什么不好。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岁别可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这种人世态度显得那么通俗和健康，这至少也是它长寿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太重视人际关系，两千多年下来，人际关系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生存资源。是资源必然引起争夺，争夺的主要方法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这就从正道变成了岔道。

在这条岔道上后来又遇上了“斗争哲学”，不少人更加习J惯了对一切探索者和创造者的“围猎”，更加磨砺了抉微索隐、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技巧，这是中华文明的杂质，不值得玩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