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划分猪饲料地的时候，孙少安心想：队里种的庄稼地以外，还有不少荒地，干脆把这些闲地划给社员，就不要减少队里的现耕面积了。而这些闲荒地没有整块的，沟坡圪崂，零零碎碎，也没办法准确丈量，大约摸用眼睛估量一下就行了。他这意见全队没一个人反对的。因为大家知道，用眼睛“量”过的地，只能多不会少。孙少安也清楚这一点。他正是想用这种方法，给社员扩大一点自留地。这年头，个人的地多出一分，那就能给一家人解决大问题——在这些精心耕种的土地上，往往一个小土窝就可能等于队里许多好地的收入。人们已经饿慌了，谁不想利用这机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利益呢？

但大家都知道，这事要瞒着书记田福堂和孙少安他二爸——这两位“革命家”都在一队。

等躲避开这两个人外出开会的时候，少安就和大家把地划分开了。田福堂和孙玉亭也沾了光，不过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也许以后他们在种地的时候，会感觉到地可能多划分了，但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虽说整天喊叫批判资本主义，但对于实惠也从不拒绝……的确是这样。田福堂实际上早察觉了他们队的猪饲料地“有问题”，但他一直装得不知道这一点。他是个有头脑的人，知道这事众人拥护，他要是出面纠正，那肯定会惹得民情激愤，他何必做这种笨蛋事哩！再说，他自己也在其中沾了光，和众人过不去，也等于和自己过不去。退一步说，万一这事被别人告发，他田福堂划分地时又不在家，到时他手里仍然有批判权哩！

可是那天他从县城回来，在石圪节碰上田福高，听了福高姨夫的事后，田福堂突然心一动，觉得他给孙少安找下一个让后生下不了台的好茬口。于是他调转自行车去了一趟公社，给徐治功露了话，让他去查一下他们村的猪饲料地。他并且提醒徐主任说，不要光查他们队的，其它村子也查一查，以免让人怀疑是他田福堂反映的。

田福堂走了这一步“妙棋”以后，内心也倒有些矛盾。一方面他对少安有气，觉得让小伙子受点整，灰上一段时间，就顾不上骚情他的润叶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这种做法有些不太美气。这无论如何是一件亏心事，等于给自己心里放了一条虫子，骚扰得灵魂不能安宁。

但他又想：好汉做事不后悔！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没必要想得太多！也好，让孙少安乱上几天吧！最好是二队长金俊武也把猪饲料地扩大了，让公社查出来，把这两个妈蚱拴在一根绳子上整治一通，叫他们再和我田福堂过不去！

公社普查的结果明朗了，全社一共有五个生产队扩大了猪饲料地。让田福堂遗憾的是，二队没有扩大——金俊武这小子终究年纪大一点，比少安的城府深，没有让抓住尾巴。

石圪节公社竟然有扩大自留地的现象！这事马上引起了县上的重视。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亲自给白明川和徐治功打电话，说不仅要收回扩大的地，还要在全公社组织群众大会批判这五个生产队长。

本来白明川准备把多划的地收回集体，让这几个生产队长在本大队检查一下就行了，但既然冯主任亲自打了电话，看来不组织批判大会不行了。他采取了个折中办法：不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只开半天三干会。

因为群众大会大费周折，徐治功也同意了。但他又提出，批判会要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现场转播。白明川找不到反对的理由，也只能同意这样做。

这一天遇集，全公社的脱产干部和各大队、各生产队的主要负责人，都被调到公社院子里，批判五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产队长。尽管不是群众大会，但阵势也不小，公社院子里黑鸦鸦坐了一大片人。批判会由徐治功主持，孙少安和另外四个人站在台子前。批判发言的人通过那个包一块红绸子的话筒，轮流上台照稿子念一遍——话筒因为经常使用，红绸子已经被人试音时用手指头弹得稀巴烂了。此时，在石圪节的街上和全公社每家每户的喇叭匣上，都转播着这个批判会的实况。孙少安和另外这四个人顷刻间就成了全公社家喻户晓的人物。到处都有人在议论他们——从本人议论到家里的其他人直至祖宗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