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日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乌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作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呛！”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